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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伊诗歌现代化进程比较 中国和伊朗两国都是古典诗歌王国。中国古典格律诗从唐初7世纪确立到19世纪末，1200多年来一直占据诗坛统治地位，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由于大家对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相对比较熟悉，这里省略不述。伊朗古典诗歌也是一种格律诗，具有严格而复杂的格律形式，其格律是在阿拉伯诗歌阿鲁兹（‘aruz）格律的基础上融合波斯语自身的语言特点而形成的，由短音和长音组合而成，犹如中国古典格律诗中的“平仄”二元素。短音和长音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格律形式。伊朗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非常之多，具体数目各说不一，大家公认最常用的格律形式有29种。正式诗体全诗通篇只能使用某一种格律，不能换格，如卷帙浩繁的《列王记》从头至尾都是用的史诗格。由于全首诗采用同一格律，因而每一句诗的长度都相等，整首诗显得整齐划一，诵读起来具有和谐匀称的美感。这种复杂而严格的格律形式确立于9世纪，在之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伊朗的古代诗人们将它发展到完美的至境，并用之创造出座座文学高峰。进入20世纪后，中伊两国的古典格律诗已明显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与世界诗歌发展的趋势不合拍，严重地束缚了诗人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欧洲现代诗歌的影响下，20世纪初，伊中两国先后出现了以 “立宪运动” （1905—1911）和“五四运动”（1919及前后相关的几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由此，中伊两国诗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在中国，尽管19世纪末有谭嗣同、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可谓诗歌变革的先声，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变革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露了旧文学，尤其是古典格律诗的诸多弊病，首倡白话诗歌。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这两篇文章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杂志在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同时，首次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现代新诗的个人专集。胡适、陈独秀对白话诗歌的大力倡导，得到了文坛的热烈响应，从1921年到1923年，短短的几年内，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冰心的《繁星》《春水》、陆志伟的《渡河》、闻一多的《红烛》、宗白华的《流云》等白话诗集相继问世，新诗的力量蔚为大观，成为诗坛的主导力量。因此，可以说中国诗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古典格律诗到现代自由诗的转变。这之后虽有比较注重音韵和谐的新古典主义诗歌——“新月派”诗歌对五四时期诗歌过分散文化的修正，由于“新月派”诗歌本身就属于现代白话新诗这个大的范畴，因而这种修正只是使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更为全面和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