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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运动与立宪运动的不同性质 同是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伊两国诗歌（伊朗的“立宪运动”甚至比中国的“五四运动” 还早10多年），其快慢的程度差距却是如此之大。笔者认为，其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五四运动与立宪运动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 “五四运动”虽然其爆发诱因有政治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五四’不是一个政治家发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叛逆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注重的，并不是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而是文化思想上的觉悟。”[3]因此，五四新文学并非是为了服务于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而出现的，而是文学本身的一种自觉性的革命。 而伊朗的“立宪运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但从根本上说“立宪运动”是由伊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宗教阶层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要求伊朗凯加王朝（1794—1925）的国王实行君主立宪制。（从某种意义上说立宪运动更像中国的戊戌变法或辛亥革命。）虽然也有伊朗文化界的人士积极参与，但其参与运动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推动国家政治上的民主进程，而非进行文学改革，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学自觉的反省。“立宪运动”时期文学出现的新变化，乃是文学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而发生的一种自发性的变化，而非自觉性的变革。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由文化人主动发起的文化和文学的解放运动，因此文化界人士是这次运动的当然主角。而中国文化界人士之所以勇敢地站出来大力反对曾哺育自己成长的传统文化，乃出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反思，认为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认为当时民国共和政体岌岌可危的状态皆因传统文化利于封建帝制而不利于共和制，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4]。陈独秀还在《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中说：“要拥护德（Democracy）先生，又要拥护赛（Science）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因此，当时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纷纷撰文对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使文化界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深刻反省和批判，使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有了成熟的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