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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新诗在以胡适为首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倡导下，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群起响应，一时蔚为大观。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人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趋势有着比较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从而具体提出了新诗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给新诗以支持。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指出了新诗应具有的本质特征和审美规范，堪称第一篇新诗专论。1919年末，胡适的长文《谈新诗》更是明确提出了新诗的创作原则：“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6]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田汉、周作人、康白情、郭沫若、郑振铎等许多人都发表了谈新诗的文章，从而初步奠定了新诗的理论基础，使新诗的发展日趋成熟。 而伊朗最先觉醒的一代文化人更多的是着眼于欧洲国家的政体与进步的关系，认为正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帝制造成了伊朗愚昧落后、处处受欧洲列强欺侮的状况，于是将自己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政体的改变上。伊朗文化人积极投身于立宪运动，用自己的笔作战斗武器（还有一些文化人甚至拿起枪，参加了武装起义），写出了一篇篇抨击封建帝制、对国家积贫积弱状况痛心疾首、呼唤民众觉醒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正是这些具有崭新思想内容的诗文，开始了伊朗现代新文学的新篇章。但是，伊朗文化人缺少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整体性的反思。笔者认为这与宗教传统有关，一般来说，有宗教信仰的文化人较难对自身的宗教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由于缺少对传统文化文学深层次的反思，更因缺少对20世纪世界文学走向的高瞻远瞩的目光，因此，当时伊朗的文化人在文学已经出现自发性的变化的情况下，并没有自觉性地提出文学变革的主张，更没有在理论上对新文学有所建树，从而没有形成一个如同中国“五四运动”那样的声势浩大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运动。 立宪运动对促使伊朗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人的传统风俗习惯、思想和思维方式，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立宪运动对伊朗新文学的促进作用与对伊朗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改变作用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伊朗后来的文学史家们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伊斯玛义尔·哈克米在《伊朗现代文学史》中说道：“尽管立宪运动使伊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在诗歌和文学领域所产生的变化则是比较和缓的，以致于有不少人并不认为在这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诗歌。”[7]叶海亚·阿林普尔在《从萨巴到尼玛》中也如此说：“立宪运动尽管有着诸多缺陷，但对伊朗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状况都不无影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变化，但并非深刻的变革，没有出现可与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可比肩的显著的质的变化。”[8] 立宪运动中也有少数文化人站出来质疑传统文学，比如米尔扎·阿高汗·克尔曼尼在抨击传统文学时说：“应当看一看，我们的诗人在吟诗作对的花园中种下的树苗究竟结了什么果，有何收获？那些夸张的作品，其结果是将谎言输入进人民纯朴的本质；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其结果是使国王和大臣们都变得卑劣又愚蠢；那些神秘主义的作品，只带来动物性的懒惰和倦怠，并生产乞丐、游手好闲者和厚颜无耻者；那些描写花儿和夜莺的抒情作品，只造成了年轻人道德堕落败坏的结果。”[9]这一抨击可以说是十分尖刻的，几乎全盘否定了伊朗古典诗歌，完全可以和鲁迅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尖刻文章媲美。（其过激之处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