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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或一个维度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它从来不会停留在一个深度上，更不会回到原有的层面，它可以说是一往无前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言说对象，即文学现象同样如此。无论复古主义者如何标榜昔日的辉煌，文学永远不会重复以往，它同样可以说是一往无前的。这就意味着，“美学回归”的意思如果是要回到康德、席勒的话，那是绝无可能的，被破除了的神话是无法修复的，我们不可能也根本不需要再重建一个审美乌托邦，不可能再把文学艺术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真空。人既然变得复杂了，就无法再回到简单。从另一个角度说，哲学美学也罢，审美诗学也罢，都与其言说主体的社会境遇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份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与社会之于知识阶层的需求有着密切联系。在社会条件及文化状况发生变化之后，言说者的身份意识及其精神诉求必然会相应变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精英知识阶层是以理性、良知、正义的代表者言说的，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式的言说，其旨在启蒙；在审美领域他们之所以精心建构审美乌托邦，打造一个个“精致的瓮”，把“审美”描述为纯而又纯、纤尘不染的象牙之塔，那纯粹是其自我认同的体现，是他们与权力集团及社会大众相区隔的方式之一，正如那种玄奥无比、高度专业化的思辨哲学也同样是这样的区隔方式一样。当社会已经成熟到不再需要“启蒙者”或者“立法者”的时候，当社会大众已经成熟到能够独立思考而不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的时候，精英知识阶层势必被边缘化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审美也就必然从象牙塔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从而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审美生活化、艺术生活化、哲学生活化都将是无法阻挡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回到那种具有强烈精英色彩，甚至带有精神贵族气息的哲学美学与审美诗学是不再可能了。 其次，既然审美诗学作为整体而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文化诗学会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唯一可行的路向呢？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文化诗学固然是对审美诗学的一种超越，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否定，但这种研究路向同样不能包打天下。因为文学世界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而它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就更为复杂，这就使得任何一种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方法或路向都不可能解决文学的所有问题。文化诗学所能够解决的也仅仅是文学世界中某一个层面或者维度的问题。而诸如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心理机制问题、文本结构问题、文学语言与修辞以及风格、技巧、体裁等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文化诗学所擅长的。而这些恰恰都是审美诗学的看家本领。这就是说，作为现代性成果之一的审美诗学，也如同整个现代性一样，尽管遭遇了反思与质疑，但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是永远无法一笔勾销的。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两种基本范式，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将长期共存，并且各自承担属于自己的任务。但是经过反思与质疑之后的审美诗学必然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那些关于审美的神话和乌托邦诉求毫无疑问是不合时宜了。所剩下的便是审美诗学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那些关于创作与接受心理的近乎科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方法等等。总之，个体性的审美经验的奥秘需要这些研究方法来探究。 再次，如前所述，像卢卡奇和詹姆逊所主张的那样，对于文化诗学来说，审美诗学的形式研究完全是可以取而用之的。例如结构主义方法就是文化诗学比较容易借用的一种文本分析方法。我们知道，结构主义并不关心一个文本传达了怎样的意义，而是关心它是用怎样的方式、依照怎样的规则来传达意义的。而且结构主义所关心还不仅仅是个别的文本特性，而是试图揭示某类文本所共有的传达意义的方式与规则。普洛普的“叙事功能”、托多罗夫的“叙事句法”、热奈特的“元语言”以及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都是关于这种方式与规则的概括。文化诗学完全可以通过对文本构成的结构主义分析为进一步的历史化、语境化研究提供便利。换言之，借助于审美诗学文本分析的方法与技巧，文化诗学可以采取一种“循环阅读”的批评方法：首先分析文本结构等形式特征，概括出某些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因素，然后将这些文本因素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考察其生成的原因、过程以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蕴或意识形态性，然后再回到文本世界，对其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诸文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定位与命名，并进而揭示整个文本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