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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君毅一生以疏通中国文化之命脉、护持人道之尊严、坚守价值之标准，进而唤醒国人之意识为己任，并留下了千万字的皇皇巨著。日前，简体本《唐君毅全集》新书发布会举行。 此次新编全集，以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为基础，经过增补、分类和校对后，兼具学术性与工具性。全书力求完整展示唐君毅的学术历程和思想脉络，准确呈现其冶中西印及儒释道于一炉的哲学体系，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释本开新”贡献智慧、增添信心。 唐君毅（1909年-1978年），四川宜宾人。曾受教于熊十力、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梁漱溟、方东美诸先生。上世纪中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人联手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后改为新亚书院，任教务长兼哲学教育系主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任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幼年的唐君毅，常随父母去成都的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游玩。无论是在杜工部、诸葛武侯、黄山谷、陆放翁，还是老子的像前，唐父总是要他认认真真地行礼。多年之后，唐君毅回忆：“我到今日还能对中国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许都由于在幼小时期，我父亲对我这种教育。” 这种对先贤的尊敬之心，在唐君毅心里早早埋下了根系中华文脉之情怀、守护中华价值之信念。30岁左右，他就建立起基于儒家学说的哲学规范和信念，从此在儒学的传播、转化和创造上费尽心力、勤勉不倦。 上世纪50年代出访美欧等地后，唐君毅深感西方学人研究中国的观点大有问题，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客观了解与尊重，于是起草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并与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正式宣告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 唐君毅不仅情感上深契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他认为，现代世界上的人多有融会东西文化之理想。但至少在我们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为本。为此，唐君毅著书立言中力求少用“外来语”，并率先提出在话语权上应“自作主宰”的观点。 以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对儒学复兴和现代转型的深入思考，到底有何时代价值？简体本《唐君毅全集》编辑出版过程中，有什么内幕？九州出版社总编张海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一一道来。 鹰在天上飞，狮子在地上走，各有各的自信 读书周刊：听说张总编就要退休了，这套书应该算您的压轴之作和心血之作吧？ 张海涛：《唐君毅全集》确实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作业”。我个人当然会感到欣慰，同时也要感谢许多人的支持。说实话，现在学术出版已经步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发行量受到冲击，阅读群体逐渐缩小。不过，中国文化正处于又一次凤凰涅槃的复兴前夜，任重道远，前程不可限量。希望这套全集的出版，可以得到读者的支持和喜爱。 几年前，我们启动了海外中华学人著作的整理出版工程。首先出版了《钱穆先生全集》，接着是《王云五全集》《吴稚晖全集》《徐复观全集》，再下来就是《唐君毅全集》。它的出版各方面因缘聚汇，是五部作品中最顺利的。 从出版工作角度来讲，我们的心血花在哪里呢？主要是共计1000多万字的繁转简。先要一页一页地把繁体字内容全部扫描下来，之后通过机器校对，转化成简体字。可拿到稿子读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字词错误，所以编辑团队要重新核查繁体版，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一行一行地折。第一遍折校下来，换一个人再做一遍，最后还要通读一遍。经过这几道工序后，才最终交付印刷。前后历时3年，其间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读书周刊：明知学术著作的发行量极其有限，为何还要如此倾力去做？ 张海涛：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腾飞、文化发展繁荣，包括学术研究也逐渐走向前沿。包括唐君毅、钱穆、王云五、徐复观在内的这些海外中华学人，学有专长且留下了一批丰厚的学术遗产。但他们的著作多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以后无人整理，基本绝版。所以，我们愿意投入人力财力来做这件事。不仅是为了拓展市场空间，而且是想在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上能多做一点工作。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一天，我们接到了《纪检监察报》那边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关《钱穆先生全集》的图片资料和文字介绍。原来，对方要用钱穆的思想来阐述文化自信。我记得，这篇报道的前面引用了钱穆讲的一个故事：鹰在天上飞，狮子在地上走，各有各的自信。鹰不要看见狮子就想跑到地上来走，狮子不要看到鹰就想到天上去飞。我们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就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我讲这个故事，既点出了学术出版的价值，也充分说明了学者思想的宝贵。 以中为主以西为客，用新儒学体系来消化新知 读书周刊：作为海外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曾喊出“人性不灭，儒学即不死”的口号。他为何如此自信？ 黄玉顺：现代社会，儒学复兴的基础本质上源于它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以唐君毅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为儒学复兴找到了“以中化西”的科学办法。这种方法并非“中体西用”，也非“中西会通”，更非什么“以西解中”“汉话胡说”，而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客，用新儒学体系来消化新知。 事实上，在儒学发展史上，有两次大的“消化西学”运动：一次是宋明新儒家消化“西学”——“西天取经”意义上的佛学，于是才有了儒学在宋明的复兴；一次是现代新儒家消化“西学”——“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方学说，于是才有了新儒学的海外兴起。 犹如我们吃下了、消化了牛肉却并不会变成牛那样，这种对“西学”消化后所建构的理论，仍然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儒学。 读书周刊：但也有人觉得，新儒家是“从腐朽中找到土壤和营养”，有点自作多情、自欺欺人。 张海涛：近代以来，确实有一股妖魔化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方面，人们靠实用主义打天下，觉得孔子那一套没用，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极端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它妨害了民主思想的培育，应该死得更彻底。 这两种偏执其实都走进了新的思想专制中。传统和现代绝不是“两层面”，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应该将精华发扬光大，而不是任其萎缩消亡。 回归传统不等于驯服，“释本开新”重在释放活力 读书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在儒学复兴运动中，有人试图将“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古今之变”。这种所谓的复兴，会不会成为一股新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张海涛：回归传统不等于驯服。以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批判的。例如，他们对专制主义文化坚决否定，认为这是禁锢人们思想、局限民族发展的根本。 黄玉顺：儒学需要现代转型，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前几年儒学界泛起了一股危险的思潮，那就是采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抗拒现代文明价值，鼓吹君权主义、父权主义、夫权主义。这种思潮不仅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危害，而且也不符合儒学“日新其德”的精神传统。儒学要复兴，需要接受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价值，阐发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理论”。 细读唐君毅先生的著作，其实可以发现：他为儒学的复兴指明了方向，那就是“释本开新”。人们常说“返本开新”，我觉得还不够准确：唐君毅等新儒家并非简单地“返本”，而是对儒学、中华文化的本体、本源进行新的诠释，由此释放儒学、中华文化的活力。因此，他们绝非照抄照搬古代儒家的东西，而是建构起新的儒家哲学。 读书周刊：回到海外中华学人著作工程来，从钱穆、王云五，到徐复观、唐君毅，都是诞生于动荡的年代。这是为什么呢？ 张海涛：确实，上世纪头30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社会、经济、政治动荡不安，文化领域却出现了“翘尾”。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中西交流比较通畅，并不断发生激烈碰撞。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学者就冒出来了。 你看王云五，他甚至是完全自学的，没有学历，却进入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后来，他又成长为一个大学者，写了很多东西，还成为一个有名的教育家。包括吕思勉、梁漱溟、钱穆等人，也都没有接受过所谓正规大学教育。但他们都能绽放光彩，还是与开放的风气有关。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夏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