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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诗学与后现代性 以人的理性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在数百年间一直是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使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的巨大力量，为人类贡献良多。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特别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知识阶层对自己一直坚守的现代性信念产生了怀疑。而在纯粹的思想层面，现代性建立起来的那种总体化的、规训性的“宏大叙事”也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反思。于是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性”登场了。关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性质问题的观点很多，笔者同意这样的见解：后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外于现代性范畴的一种新的历史阶段或文化模式，它是关于现代性存在问题的反思与质疑。有一位英国学者这样来理解所谓后现代性： 如今走向终结的是后现代性，因为它把自己理解为现代性的后继者。后现代性不再能够声称怀疑主义是自己的权利，因为正如我所主张的，怀疑主义是现代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的皮浪主义。后现代性最好被理解为现代本身的反思和怀疑因素的深化，如果现代性是以一种自我立法的主体性(万物之首)的名义而对客体性进行的批判，那么后现代性就可以看作是这种主体性的消解。[12] 这意味着，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怀疑与反思精神乃是后现代性的思想资源。随着现代性进程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其自身原本具有的怀疑与反思能力就越来越指向自身，从而出现现代性自我消解的文化现象，这便是后现代性产生的逻辑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性可以视为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只不过这个“异化”不能从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后现代性植根于现代性，原本就是现代性所固有的一种能力，当现代性出现问题时，它就通过怀疑与反思来破除现代性制造的种种神话。对于后现代性所具有的那种怀疑与反思精神，即使以捍卫和重建现代性为自身使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也并不否认。他说：“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不抱任何怀疑。理性使整个历史都服从于一种目的论，对这种理性的批判同对可笑的理性自负(理性自以为可以埋葬一切社会异化)的批判一样，都是令人信服的。强调断片、缝隙和边缘化，强调他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以及对局部和个别的特殊性的关注等等，都革新了昔日批判理论的主题……”[13]哈贝马斯所不能接受的是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辉煌成果的无视以及只有消解而无建设的理论取向。而且，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值得肯定的怀疑与反思精神恰恰证明了现代性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对它的否定。换言之，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个环节而已。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远没有完成，它将自身几百年中积累的种种问题清理之后，还大有可为。他本人就试图用“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并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正如“审美诗学”是现代性在文艺研究领域的话语表征一样，文化诗学也是后现代性在这个领域中的现身。又正如“审美诗学”不是某种具体批评理论的专指，而是包含着所有以“审美”或“文本”、“修辞”本身为中心的批评理论与方法一样，我们这里说的“文化诗学”也是广义的，不是特指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指一种研究路向，它包含着但不限于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而是可以涵盖所有基于对审美诗学的批判性反思而从外部，即社会文化、历史状况角度审视文学艺术与审美现象的研究路向。说文化诗学与后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性，正是因为它是作为对审美诗学的反思而出现的，因此它是整个现代性反思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就是属于后现代性范畴的话语形态。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当它们面对文学发言时，他们是文化诗学；詹姆逊与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的或政治批评，当然还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都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向的文化诗学的代表性理论与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