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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理论的应用属性汇聚于扩容空间 文学理论的应用属性也是它的理论属性。作为应用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进行的理论抽象，必须能向着应用对象转化，即由理论的一般转化为对象的具体。这一转化能够得以进行不仅是理论操作性的，更是理论形态性的，这样的理论形态在为了应用的理论抽象中获得，这是相对于思辨的应用性抽象，它属于经验性或实践性范畴，是目的性行为及行为过程的一般形态。这里的行为目的性及实现目的可供重复运用的行为方式与手段，伴随相应过程(包括过程性的经验体验)，成为重复运用的行为模式也可以称为经验结构。文学理论的应用性就体现为它是关于文学行为模式或经验结构的理论提升、表述与转化。 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对象性关系在规定后者向前者凝聚的过程中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应用规定性。文学的这种对象性是生命这种存在物活跃于生活的综合性，它综合地体现在生活中并为文学所俘获。对如此对象性的研究与揭示，斯蒂芬·贝斯特与道格拉斯·科尔内，曾从现代思想向后现代范式转型的角度予以更富于当下意蕴的阐释，认为后者对于前者的价值在于用主动的、动态的、自发的和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取代了前者决定论、机械论的模式，为此，他们作出更合于文学理论对象性的描述：“生命并不只是一种运动中的物质，而且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具有通讯机制的(在广义上)控制论的力；生命不仅包括所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且包括所有信息的交换”，表述这种生命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在其内涵和意义上是无穷丰富的，因此产生出要求多重解释的含糊的多意性形式”[9]。显然，这种综合的、动态生成的对象性规定，使得文学理论的理论建构形成多重解释的多意性。为此，斯蒂芬·贝斯特等从语言学转向的角度，强调指出这种应用理论的视角性、语境性和偶发性特征，认为“语言并不是再现实在，而是形成和建构着实在，通过语言的语音和概念的三棱镜折射着世界之光”[10]。 文学理论的对象性特征使它在综合的多意性与含糊性上为自己聚合了理论扩容的空间。尽管理论总是在抽象中揭示对象的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但对象的不同状况，尤其是对象不同层位的整体性状况，规定着相应的理论，抽象着不同层位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不同层面或不同逻辑格局，均以世界整体性为基础层面，逐渐地向着愈加细分的层面整体性分化，每一级层面都在它上一级层面的更大的整体性格局中被规定，都细化着或具体化着上一级层面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如哲学——社会学或文化学——美学——艺术学——文学理论的渐次而下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个渐次而下的体系图谱还可以制定得更细致些，这个体系的秩序也可以因不同的理论侧重而有所变换，不同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对其中的某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予以绕开，如研究的理论视角未涉及文化学，就可以对文化学绕开。不过其中又有一些基本的规定性领域是无法绕开的，如关于世界的哲学领域，文学理论的文学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绕不开它所在其中的世界，因此也绕不开揭示世界普遍性或一般性的哲学理论。哲学——文学理论的逻辑层次梯级，决定着文学理论总是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为其根基，这是难以再绕开或者省略的。即是说，文学理论在哲学理论的理论奠基中，成为一定的哲学理论的应用。不过，当转换为另外的研究角度时——世界的多元构成且又归入统一的性质，规定着对象在世界中任何角度的状况，都可以构成它在世界中的对象性研究，如文学的宗教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等，这就有了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及多元研究。因此，一切孕生着、包涵着、规定着文学的其他领域，那些领域的理论抽象，便都可以在文学的研究中得以应用。由于文学理论在其混朦的发生期便是在与文学的(自然也同样是混朦的)关系体中被规定的，它的关系对象文学所置身的世界层位，便决定了只要有所需要，文学理论在对于文学展开的对象性研究中，较其具有更大更高层次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文化学理论等，便也总是可以成为向之应用与对之应用的理论。 对理论在其对象性研究中应用来自更高层次的更具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理论观点，维特根斯坦用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学概念予以阐释，这个逻辑学概念就是“重言式”。“重言式”是构成逻辑命题的基本项或真值项，与其它变项与重言式相联结，就构成关于对象的复合命题。重言式是复合命题中真的根基，而复合命题则是重言式的应用。“逻辑命题的证明在于：我们可以连续地应用一定的演算从其他逻辑命题来构成它们，而这些命题又从最初的命题经常产生重言式(而从重言式只能得出重言式)。”[11]哲学的某些基本命题被应用性地复合到文学理论的命题中，哲学的这类基本命题就成为文学理论命题的被应用的重言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