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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学的自由想象本质离不开文论引导 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关系体，从文学角度说，文学是文学理论的实践开启形态与实践引导状态，它更注重想象的自由，尽管对于具体创作或具体接受而言，这自由好像是突发而得。其实，这乃是想象的自由“历史进化”的结果。例如，海明威谈到过乔伊斯对他写作的影响，说“我们不得不为一个单字而奋斗时，他的作品便成为改变一切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摆脱一切的限制”[6]。福克纳则把舍伍德·安德森称为他那一代美国作家的生父。[7]就是说，想象的自由离不开想象的传承，而可以传承的东西，必然是有历史普遍价值的东西，这类东西正是文学理论的面对与揭示，并且做为一种引导自由想象的理性，反哺文学创作，与之进行深层的潜对话。所以，无论是中国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五四文学、革命文学、新时期文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悲喜剧剧本创作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新小说创作即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等等，从作品到作家再到流派，在文学的自由想象与创作中，都有相应的文学理论为之确立着并开拓着自由的途径。韦勒克·沃伦认为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不仅指导阅读，而且也是普及文学修养的基础，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8]。正是这样的一个知识、识见和判断体系，以其历史普遍性而普遍地影响着文学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成为参与他们创作的理性根据。显然，当一位小说家或诗人进行小说或诗歌创作时，他们断然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小说或什么是诗，因此，尽管海明威或福克纳们都曾否认文学理论对他们创作的直接影响，但他们关于文学的任何思考，都是未曾离开文学为何及文学何为这类历史延续的文学一般性的思考，也都规定着他们必然要超越具体作品进入文学理论所探询的文学一般性的理性层面。 由上述可见，文学理论在对于文学的研究中凝聚并生成为理论；而在已然生成的理论形态上，它又可以游离于对象进行以自身为目的的理论经营。这种凝聚与游离的矛盾形成一种外射力量，即它可以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找到它的理论对应性，这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上的，这也就是泛化的理论应用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