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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而隐 隐逸与仕宦相对而言，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并非不仕宦的人皆可称隐士。按张立伟的话说：“可以仕而不仕方为隐，可以仕是隐士的身份资格，并非渔父樵夫引车卖浆者之流皆是隐士。而‘知’又是构成隐士资格的重要条件。”[1](P.32)张氏又将隐逸分为“不合作的忤世之隐”和“不介入的避世之隐”两大类型，前者包括“以正直抗议邪恶”“以独立抗议束缚”“以抱负抗议环境”，后者包括“为生存而隐”“因冷漠而隐”等。冷成金则从隐逸文化传统的发展顺序中将隐逸划分为“道隐”“心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壶天之隐”七个阶段，认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各具特色的方式从僵化禁锢的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寻求一种更加富有活力的自由的价值观念”[2](P.6)。 其实除了那种心恋利禄，暂且栖身山林待时而动，或以退为进，借高隐之名博终南捷径的行为，隐逸说到底是一种不能适应外部社会环境，或志趣在仕宦之外，因而对社会采取一种主动疏离的生活方式，它更多是一种性格选择。范晔《后汉书·逸民传》云：“《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3](P.2755)其中“静己以镇其躁”“垢俗以动其概(节概)”“疵物以激其清(清高)”，都是讲以一己高洁品质对抗社会躁进污浊之风，有些同义重复，然“性分所至”四字实为关键，它点出了人们个性化、多元化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这也正是隐逸所具有的重大文化价值。 但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仕宦之外，可以选择的人生职业有限，一味任性的隐逸，往往难以立己养亲。有无可能打破仕隐对立，创造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方式？东方朔的“避世金马门”(《史记·滑稽列传》)，谢灵运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已导其源，而到了白居易，就鲜明提出一个“中隐”来：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闲。(《中隐》) 王康琚在《反招隐诗》(《文选》卷二十二)中提出“小隐”与“大隐”，白居易承此言“中隐”，意谓身处闲散官职而能得隐者闲适自得之趣，这样既可以在物质生活上无忧无虑，复可以在精神生活上得到解脱。“中隐”又可曰“吏隐”，所任之官多属散官、闲官或地方官，只有如此，才能在职责意识与精神自由方面达成一致，如果任朝廷要职或剧郡，职责所限，事务繁冗，哪得如此闲情逸致。你可以说“中隐”是一种消极制度意识的反映④，但却不能说它是一种堕落的行为。因为当你处身一种成熟僵化的体制中，个人的无力感是很强烈的，张扬理想者往往被奔竞躁进者所利用，而能够静己闲适、守常备位，既是体制稳定的需要，也是不违良知的理性选择。因此“中隐”(“吏隐”)得到中唐之后文官们的广泛响应，如北宋王禹偁、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文同、张耒等都留有相关诗文，形成了一种可以圆融调谐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矛盾的强大精神传统，影响着文人的出处安排。 范浚有能力和机会出仕，这点毋庸置疑，他与李纲、楼炤、富直柔这样的显宦都有交往，绍兴二年(1132)春，富直柔欲举荐范浚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但为范浚所辞谢；绍兴十一年(1141)，知婺州周纲欲以范浚为学官，亦被婉拒，皆是明证。宋末金履祥说范浚是因“秦桧当国”(《孟子集注考证》卷六)、不欲与奸佞合作而不出仕，但绍兴初期秦桧名望不恶，范浚及其家族与秦桧亦有交情，此说难以成立⑤。 那么范浚为什么没有采取“吏隐”这种看上去兼美的调和方式呢？我觉得除了“去危以图其安”的因素外，其友陈岩肖的话更值得重视：“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笃学而赡于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婴其虑。……了无仕进意。”(《香溪集原序》)虽然“了无仕进意”一语有些绝对，但范浚显然属于那种“性分”在笃学探道而不在仕宦的人。范浚《上致政胡待制书》将这层意思讲得更加显豁：“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顾发已种种，而常自安于穷巷，不敢妄怀求进之心，夫岂以是为硁硁哉？盖斯道也，广之弥宇宙，穷日月，约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己事未明，则不敢以为人自任。……方且汲汲于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后学所宜知，而浚将终身勉焉者。”另外，范浚作于绍兴初的《寄上富枢密书》云：“浚闻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则以自鬻为丑，抑尝怪近时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类多简弃寒素，莫之省录。狂生贱儒，习为躁竞，望高门而走谒，……逆施倒置，闻见稔积，渐靡成俗，视为当然。此浚所以闭关穷闾，无足迹于通贵之门，虽藿食水饮，而犹守愚抱拙，不之改也。”似乎范浚不出的原因是要保持道的尊严，不愿主动出仕，而并不拒绝公卿大夫的主动“索士”。但他正是在这封书信中婉拒了富直柔的主动举荐，恰可证明范浚对道的追求远远大于对仕宦的兴趣。 范浚是一个在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上都有不凡见解的理学家，他的“道”自然可理解为儒家圣人之道。其《尧典论》借《易·系辞》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阐述“三者一道”的道理。其《读老子》更明确言：“仁也、义也、礼也、智也……四者异名，总而名之曰道。”其《次韵六兄茂永论有无之作》还借僧肇《答刘逸民书》中论有无关系的理论⑥对“道”的性质作了讨论： 磨砖不成镜，画饼不可食。谈空如画饼，要匪实消息。泥有如磨砖，未免见排辟。筹量有无中，背道费寻觅。先天为心祖，此事冥太易。空毋堕渺茫，有勿着声色。勿同半生灭，邪见徒役役。万有齐一虚，寥廓鸟无迹。至虚本非无，岂谓滞神识。佳哉僧肇论，妙意真的的。 诗中的“道”即“先天”“太易”(大易)、“至虚”，是万有之本源、宇宙之本体，万事万物万虑皆其发生运化之表现，因此绝非空无；万事万物万虑又非其完整本体，因此亦不能言其为具象的有。可见范浚所认知的“道”是一个既“存有”又“活动”的“道”。 从本体的清净纯一及其运化之理来看世间的奔竞之风，自然觉得格格不入，范浚的《狂泉》诗云： 昔有大荒国，水以狂泉名。国人皆饮泉，狂颠率无宁。一者自穿汲，乃独能常醒。国人既皆狂，反见不狂惊。顾谓不狂人，无乃鬼物凭。不然是狂疾，救疗当痊轻。施针灼炷艾，肤肉无全平。而彼不狂者，被虐楚不胜。贲然走泉所，酌饮不敢停。既饮即亦狂，万虑皆迷冥。其狂与众一，众始欢相倾。世事今亦然，嗟哉感诗鸣。安得跨鹏背，独往游天溟。寄谢彼狂子，酌泉吾不能。 南朝袁粲《妙德先生传》云：“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此诗即化用传文，但与妙德先生“欲试饮此水”的随波逐流不同，范浚却是“酌泉吾不能”，而是期望“安得跨鹏背，独往游天溟”。 这种彻底与世俗对抗的姿态，也正是范浚无法认同吏隐这种调和行为的根本原因。在范浚看来，依靠身与心的分离实现吏与隐的调和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吏与隐之间是无法真正调和的。他在《温州永嘉县不欺堂记》、《慎独斋记》、《自牧斋记》等文章中多次强调不自欺，也导致了他对吏隐方式的否定。我们来看他的《六笑》诗： 我笑支道林，远移买山书。巢由古达士，不闻买山居。我笑贺知章，欲乞鉴湖水。严陵钓清江，何曾问天子。我笑陶靖节，自祭真忘情。胡为托青鸟，乃欲长年龄。我笑王无功，琴外无所欲。当其恋五斗，乃独不知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转拙，欲伴习池游。我笑韩退之，不取万乘相。三黜竟不去，触事得谗谤。客言莫谩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嗔。螳螂袭蝉雀在后，只恐有人还笑君。回头生愧不能语，嘲评从今吞不吐。誉尧非桀亦何为，讪周讥禹终无取。 在这首诗中，他对支道林、贺知章、陶潜、王绩、杜甫、韩愈六人都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满，而对巢父、许由、严光三人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支道林写信给竺法深欲买山而居，贺知章向唐玄宗上书乞鉴湖而归，都未摆脱世俗的名利之念。因此竺法深答支道林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而范浚也讥讽贺知章：“严陵钓清江，何曾问天子。”巢父、许由是尧时隐士，尧让位于二人，皆逃于野而不受。严光(字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曾为同窗好友，但刘秀称帝后他却隐名换姓垂钓于富春江畔，惟恐被人知晓。诸人境界由然而分高下。 与支、贺相比，陶潜与王绩则属另外一类。陶渊明曾作《自祭文》云“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但《读山海经》其五中他又委托青鸟向王母乞求“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王绩《古意六首》其一云“月夜横宝琴，此外将安欲”，似乎于琴外无所萦心，但其《五斗先生传》又于美酒眷恋难忘。陶、王二人名利之心虽很淡泊，然而毕竟于长寿或琴酒等物尚有执念，在范浚看来，仍算不得真正的高隐。 杜甫、韩愈又属于一类。杜甫《破船》诗云：“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玉腕骝》云：“胡虏三年入，乾坤一战收。举鞭如有问，欲伴习池游。”杜甫向往的是获得稷契那样的高位以展济世之心，或者如卫伯玉的战马一样立下赫赫战功后，然后再游乐习池，功成身退。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南内朝贺归呈同官》云：“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齐。”韩愈推崇的是柳下惠三黜不去其国，以直事人，后始弃官归隐。杜、韩都是对社会具有强烈责任感和承担感的人，他们的归隐以理想的实现为前提，这是一种范蠡式的情怀，与范浚心中的巢父、许由、严光等仍有质的不同。 概言之，巢父、许由、严光等人是真正的遗世独立，保有较纯粹浑一的隐士道统，那种先隐后仕如伊尹，先仕后隐如柳下惠、范蠡，不忘世俗名利如支道林、贺知章，沉溺身外之物如陶潜、王绩，等等，都多少割裂了道的浑然性。范浚直接巢父、许由、严光等古隐士之道，且留下了较丰富的诗文，为我们了解这类隐士的心态提供了较理想的样本。在吏隐之风大盛的两宋，这种为道而隐、孤高绝世的行为，也就别具清凉醒世的功能，并与南宋道学的理想化进程暗相呼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