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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纽约客》撰稿和做编辑工作，怀特胜任，但并不总是愉快。粗略地说，他给《纽约客》的稿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写的，写什么，什么时候写，怎么写，那主要是他个人的事，杂志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种情况比较简单；另一类，是他作为杂志的一员而写的，这种撰稿主要是工作而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写作，当然有个人的色彩和特性（否则罗斯为什么要特别青睐怀特呢？），但这个个人常常是“匿名”的，常常不得不服从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这就比较麻烦。有时，怀特会把他每周按时交出的稿子称为“每周布道”。 1929年7月，他从安大略的一个露营地向罗斯抱怨说：“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我很佩服您那超乎寻常的本领，竟然能忍受——事实上是应付我对《纽约客》多少怀有的报复心，以及三番五次开溜的狡猾习惯……除了比不上您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您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到1920至1921年夏天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并感到如此快乐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情绪，在漫长的撰稿生涯中会间歇性地发作。1937年3月，怀特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到了夏天，我打算离开《纽约客》，至少离开一年时间，类似休年假性质的，而且我对此心怀期盼与喜悦。我想知道，能不怀着编辑的焦虑心情和劳作让一周时间泰然经过，会让人有怎样的感觉。没等思想成形就非得将它们写下来，这太可怕了，而且我还持续不断地做了那么久。所以，到夏末我就停下工作，让自己投身于休闲的腐朽和精神的逆流中。” 1938年到1942年间，怀特应邀给《哈泼》杂志写每月个人专栏，起了个名字叫One Man's Meat。他给罗斯写信解释此事：“从你的信中，我得知你并不明白我干吗要每个月为《哈泼》而不是为《纽约客》写上同样数量的两千五百字。其中有一些原委。其一，在类似N&C这样的栏目里，主题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受到一定限制，为此工作十年之后，这活就变得令人生畏，有时还让人觉得压抑；在一个特约专栏里，就可以用‘我’而不是‘我们’，可以涉及新的领域，而到了我这个阶段，这就很必要了。另外，每月一次的栏目让我有三周的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耗时颇久的工作，例如用木瓦给粮仓盖屋顶，或是研磨思索曾经的某个想法。我需要这种间歇，期间我不必为发表硬是写点什么。从N&C中我无法获得这种自由，因为它们风雨无阻每周五都要刊出。” 用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来写，但这个“我们”是谁呢？对这个匿名的“我们”，怀特屡屡牢骚。1945年出版的作品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孙仲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序言里，又老话重提：“有三组文章，读者看到的是原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且评且记’栏目的笔记选，这些当然是用第一人称复数表达的，这种做法在报章杂志上屡见不鲜，也是愚蠢之举。我不知道这种社论式的‘我们’源自何处，不过我认为最早使用时，肯定是表达全体或者某一机构共有的意见，但是很快，负责表达这种意见的个人将基本职责忘到脑后，开始谈论起自己，兜售起个人偏见来，却抱着‘我们’不肯放手，因此给别人一种印象，即这种东西是由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或者表演翻筋斗的一群人所写。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建议读者也别当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