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笑泉著 《巫地传说》 重庆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人类在蒙昧时代，就不断地试图破译种种诡奇怪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由于这种破译的眼光具有儿童般的稚嫩和天真，便给一部人类文明史播种了五彩斑斓的神秘文化的因子。任何人种、民族，任何地域、国度，人类都泅渡过相同的流程，于是这种神秘文化就具有超越空间的普遍魅力。而正如中老年都津津乐道于童年的天真，人类越成熟，文明越发达，便越乐于探究原初时期的生活状态，于是这种神秘文化也就有了超越时间的永恒魅力。青年作家马笑泉的《巫地传说》（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版）就是一部描写湘西南神秘的梅山文化地域的传说，因而具有穿越时空魅力的长篇小说。 这种魅力首先是通过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散发出来的。上峒梅山猎户行尊霍铜耀“自己每个月只打一到两件大货”，“捉到老虎又把它放了”，猎户们“如果是手气不好，老是打到些小货，如野兔、野鸡，铜耀爹就会欣然指点，而且从不落空”。他告诉猎户“明日午时，滴水岭上有一群野猪过路，你们可以去打埋伏”，众猎户“果然打到了六头野猪”。中峒梅山霍铜发掮棚放鸭，手持“缠着红头巾”的鸭梢，“朝天画了三个圈，又向前摆了三下”，散失了的“成百上千只鸭子”“立刻汇集拢来”向他游过来。“狐狸、黄鼠狼这样的小毛贼”，常在夜间“蹿来溜去，钻洞爬墙”，偷鸡抓鸭，“铜发爹把鸭梢在圈边一插，就钻进离溪滩只有百来米远的土屋里睡大觉”，那些“小毛贼”“著名的惯偷们却只敢在鸭圈周围打转……就是不敢闯进圈中”。他“选定个位置布上张地网”，“把鸭梢拔了出来”，就把吸“我家养的芦花大母鸡”血的黄鼠狼轻而易举地逮住。下峒梅山霍铜顺打鱼摸虾，“每次都能满载而归”。“有人想沾他的光，专等铜顺爹在溪边下钩，就走到他旁边，伸出钓竿。但奇怪的是，尽管相隔不过两尺，鱼却只上铜顺爹的钩。”“旁边的人未免眼红，嚷着要眼铜顺爹换位置。”“但换过之后，依然如故。”“铜顺爹还擅长捉王八。有时他蹲坪里吃饭，突然心里一动，就放下筷子，直奔某处。才一炷香的工夫，他就笑嘻嘻出现在坪里，手里用草绳拎着只王八”（以上均见《第五部·梅山》）。其实，透过笼罩这些人物的神秘气氛，我们看到了远古人类征服自然、战胜灾祸、超越困厄的理想辉光。有意思的是，这与宗教文化不同。宗教文化中，总有一个超越凡人的神圣，来为世人救苦救难。民间的这种神秘文化，神灵就是劳动者自己，喜怒哀乐与周围普通劳动者融为一体。可以说，他们就是劳动者中的杰出代表，是普通劳动者意志的化身，其本质特征是“自己救自己”。这完全是劳动者自己的思维，不靠统治者恩赐，不靠神仙皇帝。《异人》、《放蛊》、《鲁班》、《师公》诸篇中的人物，也都时隐时现或强或弱地彰显着这种特征。 这种神秘文化的魅力同时来自对人类美好品格的坚守。“梅山武功的顶尖人物”阮君武“持身严正，从不干欺凌弱小之事”，街坊“都喊他阮菩萨”。他屋门上的对联“做个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积些善事天鉴地知鬼神钦”（《第一部·异人》），大抵就是梅山文化地域典型人物的精神追求。女知青杨红秀被造谣、中伤、污蔑、批斗之后，对无中生有泼脏水的人“淡然一笑，说，我晓得，不怪你们”，曾践踏她人格的人事后夸她“是个小观音菩萨”（《第二部·成仙》），善良的品性让人感动得心酸心疼。传闻中放蛊的苗女面对“恶毒攻击，非但不生气，反而笑吟吟的”，而且极富同情心，“哪个手头紧，找她借个五分一毛，她总是很爽快，而且不催帐”（《第三部·放蛊》）。在梅山文化的传人中，这种同情心不仅施及于人，而且施及于万物。上峒梅山霍铜耀设计绳套铁钳将“一只毛色粲然的母老虎吊在半空中，眼睛半开半闭，已经是连晃动的力气都没有了”，与中峒梅山、下峒梅山一起去抬老虎时，“老虎崽崽可怜兮兮地看着大家，眼睛里居然闪着泪光”。“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做声不得”，“实在下不了手”，“最后他长叹一声，”“把老虎放了。”下峒梅山霍铜顺“说，鱼崽崽是不能钓的”，“大鱼都是天地灵物”，“每月最多只钓一次”，“打得太多了，有伤阴德”（《第五部·梅山》）。“鲁班术第四十八代传人刘正木”，“传此术于霍铁松”时，禀告先师，“日后霍铁松倘凭此术奸淫掳掠，欺师灭祖，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第四部·鲁班》）。传艺先传德，这种神秘文化的第一要素，是倡导人类真善美的崇高品德。师公霍铜清“一辈子替人消灾解难”，“村里人都把他当菩萨看”，仙逝“上山的时候，十几个村的人都出来送他，连起的队伍有好几里长”。乡长“开会回来，看到这种场景，骇了一跳饱的，以为乡民聚众闹事，待到问明情况后，对身边的人感叹道，我一个当乡长的，要是过了，只怕没有他这么风光”（《第六部·师公》）。这种场景的描述，不仅表现了对善良、淳厚、解人急难的美好品格的赞颂，而且反映了梅山文化薰染的人们普遍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向往。这种追求和向往氤氲成一种民间文化的精神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