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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中西方取长补短 语言学家一般都认为，语言跟语言之间总体上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印欧语和汉语在表情达意上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印欧语好在精确和规整，汉语好在单纯和灵活，(41)甚至可以说它的长处也就是它的短处，两种语言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事实上现代汉语正在吸收西方语言精确规整的表达方式，只要做得不过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文阐释的中西方的两种范畴观同样都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一静一动，一正一负，也没有高低对错之分，而是互补的。关于一静一动，刘家和曾将中国与西方学术最根本的区别归结为，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人类不能没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这条路，也不能没有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能力，从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有一个不信在变化运动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习惯。(42)这个见解跟本文表述的中西方范畴观相一致，中国的范畴观是动态的“有”观、“变在”观，认为逻辑先后要跟历史先后一致，西方的范畴观是静态的“是”观、“恒在”观，强调逻辑先后。 冯友兰将西方和中国形而上方法的差异归结为一正一负，正的方法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却是不说它，如《老子》、《庄子》没有说“道”实际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还说，单纯性要用清晰性来补充，但清晰性不是目的，最终要达到单纯性。(43)本文阐明，西方是一种“正”的范畴观，好在它的清晰性，一定要追究出个“是一是二”来才满足，中国是一种“负”的范畴观，好在它的单纯性，不追究是一是二，知道“一生二”已“有二”就及格了，在常态的“甲乙包含”格局里不属于乙的那部分甲只需从负面“不是乙”来定义。西方从来没有形成充分发展的负的范畴观，跟“离散范畴观”对立的“连续范畴观”虽然亲近负的范畴观（淡化了“分立”），但还不是充分发展的负的范畴观。近代中国从西方获得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即正的范畴观，意义重大，负的需要正的来补充。然而正的并不能取代负的，正像简洁的汉语正在吸收印欧语的精确表达方式，但是不会被后者取代一样。 ①G.Lakoff,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参见该书序言和第1章。 ②G.Lakoff,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参见该书序言和第1章。 ③F.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edited by C.Bally and A.Sechehaye,Paris:Payot & Cie,1972,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Harris a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86,pp.24-25. ④F.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27. ⑤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是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开始从语言“转向文字”，强调文字“超越语言”，这是西方从反方向讲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但仍然立足于语言文字“分立”的观念。 ⑥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3-92页；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0-95页。 ⑦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5页。 ⑧参见沈家煊：《名词和动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章。 ⑨参见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序”。 ⑩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王洪君译，《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0-908页。 (11)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12)参见《文心雕龙》的《章句篇》和《熔裁篇》。 (13)参见沈家煊：《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世界汉语教学》2017年第1期。 (1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4页。 (15)G.Lakoff and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0. (16)参见沈家煊：《名词和动词》。 (17)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39页。 (18)参见朱德熙：《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日译本序”；吕叔湘：《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吕叔湘全集》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2-404页。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9页。 (20)Chao Yuen Ren,"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Logic,"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55,vol.5,no.1,pp.31-41.中译文见赵元任：《汉语语法与逻辑杂谈》，白硕译，《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96-808页。 (21)转引自沈家煊：《名词和动词》，第343页。 (22)“变在”（becoming）一词见赵汀阳：《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27页。 (23)历史上名词先于动词出现，动词从名词虚化而来，这得到许多语言，特别是非洲语言的证实，见B.Heine and T.Kuteva,"On the Evolution of Grammatical Forms," in Alison Wray,ed.,The Transition to 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76-397. (24)F.J.Newmeyer,"Grammar is Grammar and Usage is Usage," Language,2003,vol.79,no.4,pp.682-707；J.Bybee,"From Usage to Grammar: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 Language,2006,vol.82,no.4,pp.711-733. (2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