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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观和“有”观 再就“是”还是“有”而论。上一节说明汉语的范畴以“甲乙包含”为常态，如果问“这个包含格局是一个范畴还是两个范畴”，这是个不好回答也无需回答的问题。甲包含乙，乙属于甲，甲乙本是“异而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异而同者曰属”），从逻辑上讲，甲包含（include）乙，则乙蕴含（entail）甲（马包含白马，白马蕴含马），甲乙既是一个范畴又是两个范畴。中国人对这个“是一是二”的问题不感兴趣，觉得作为常态的“甲乙包含”格局虽然没有“一分二”，虽然不好说“是”两个范畴，但是已“有”两个范畴。汉语里“不”否定“是”不否定“有”，“不二”实为“不是二”，“有”则用“没”否定。 哲学界普遍认同西方重“是”而中国重“有”的观点，冯友兰说，“《老子》中的宇宙观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范畴：道、有、无。因为道就是无，实际上只有两个重要范畴；有、无。”(19)西方哲学是围绕being（是/存在）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辨，而中国先秦名家则是通过对“有”的反思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辨，“有无”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中西方的这种差别从语言来看十分明显，赵元任说过下面一段话：(20) [英语的]There is无法直译成汉语，汉语里只有“有”。There is a man译成“有人”。……碰巧的是，There is与has都译作“有”，而“有”字与作“是”字解的is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西方哲学中有关“存在（being）”的问题很难用汉语说清楚，除非特别切断“存在”与“是”的联系，把它与“有”挂钩。 “是”、“存在”、“拥有”三个概念的表达，英语和汉语的区别笔者曾用下面的分合图来表示：(21)  英语be包括“是”和“存在”两个概念，汉语“有”包括“存在”和“拥有”两个概念。中国人学英语，老师首先告诉there is的用法，提醒不要把“公园有很多人”说成The park has many people，要说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park。西方人学汉语，经常在该说“山上有座庙”的时候犹豫不决，换说成“山上是座庙”。中国人觉得，“是不是”的问题不值得追究，常说“他是个日本太太”“我是两毛钱”（赵元任例），不问这种说法是否合乎逻辑。现代汉语的“是”字在古汉语里是指示词不是系动词，至今仍在强调所指的时候才使用，如“老王（是）上海人”“今天（是）礼拜六”，因此“是”字不同于英语的be，凡是能指的就都是存在的，事物天然存在，没有西方那种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中国人重视的“有”实质是个动态“生”的概念，是从无到有，不是静态的“存在”。“有”字在《说文解字》里释为“有，不宜有也”，如“有灾”、“有彗星”，这一训释是“从无到有”或“有生于无”这种动态“有”的绝妙表达。英语语法讲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nce），中国语法学界却讲“存现句”，“存在”蕴含在“现”之中，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两句在结构上完全平行，又如“墙上挂了一幅画”（“挂了”的否定式是“没有挂”，“了”和“有”相通），既表示静态的存在又表示动态的出现，表示出现也就蕴含存在的意思。因此对西方人来说，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个首要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有”还是“无”，这是个首要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就是：因为西方视“甲乙分立”为常态，中国视“甲乙包含”为常态，又因为西方重视“是”，中国重视“有”，所以中西方范畴观的差异，从语言上看，概括为两句话——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甲乙分立”是范畴的“是”观，“甲乙包含”是范畴的“有”观；“是”观是静态的恒在观，“有”观是动态的“变在”观。(22)中国的范畴观因此是“动静相济”，是历史先后和逻辑先后的统一：逻辑上必有甲才有乙，历史上先有甲后有乙。语言包含文字，逻辑上必有语言才有文字，历史上语言产生在前、文字形成在后。用法包含语法，逻辑上必有用法才有语法，历史上用法存在于前、语法形成于后（这个过程叫“用法的语法化”）。名词包含动词，实词包含虚词，逻辑上必有名词实词才有动词虚词，历史上名词实词出现在前、动词虚词形成于后（这个过程叫“实词的虚化”）。(23) 西方“是一是二”这种恒在的范畴观根深蒂固，要么“一分为二”要么“合二为一”，“甲乙分立”才是常态，既分又合、不分不合的“甲乙包含”是非常态或过渡态。这在西方的语言学界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纽美耶和拜比二人在美国语言学会的主旨演讲，对“语法”和“用法”这两个范畴的分合，观点针锋相对。前者说“语法是语法，用法是用法”，主张分反对合，后者说“语法也是用法，用法也是语法”，主张合反对分。(24)其实细读他们的文章，前者也不否认语法是以用法为基础的，后者也承认有的用法已经沉淀固化为语法，但是他们一定要争出个结果“是一是二”心里才舒坦，觉得只有在“恒在”中才能把握语言的真谛。然而，尽管索绪尔严格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观点在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中国语言学家还是有自己的习惯，对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的描写和分析如果得不到汉语史材料的佐证就觉得不踏实、不舒坦，觉得只有在“变在”中才能把握语言的真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