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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上的满足。它以“田夫献曝”、“乡豪尝芹”的故事，说明“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谓天下无过者”，不论是穷是富，各人的生理心理要求相对于各人的生活环境条件乃是衡定的，亦即“性之恒”。只有恪守“性之恒”，方能“天下无对，制命在内”。这就要求人们把各自的主观感觉当作唯一的实在，既已自我满足，便当安守本份。 至此，可以发现《列子》从感觉论出发以宣扬贵己非命，不意又落入宿命论的圈套。但它并没有违反自己的逻辑，因为“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一二五页)。在撞到现实的墙壁后，《列子》恰恰走上了一条以主观感觉为实在的路。 但《列子》毕竟没有离开它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基础走得太远。在篇末，作为对第一层意思的补充，它申明“名”也非空无一物，“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而忧苦便违反了人性。因此，“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名既不可执着也不可抛弃，全以是否遂顺人性作为取舍标准。推而言之，一切名誉、一切道德规范乃至社会精神生活都应建筑在人们实在利益的基础上，这不能说不是对社会伦理本质和根源的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因此，断言《杨朱篇》鼓吹无名论和道德虚无主义，显然是不符事实的。 历来对《杨朱篇》与《力命篇》宗旨相反却又前后双出的用意，异议颇多。伪刘向《列子新书目录》因“《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而怀疑它们“不似一家之书”；另有人则曲为之解，如张湛认为此意在“叩其二端，使万物自求其中”；而今人则多因为“既然《力命篇》和《杨朱篇》是玄学清谈和放荡纵欲的曲折反映，而并没有什么'二义乖背'”，便对两篇关系未加深辨。其实，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两篇旨义始则乖背，终则契合，两者同是对阶级社会不平等现实和窒息人的宗法道德无可奈何的叹息、微弱的抗争。值得注意的是《杨朱篇》所反映的享乐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的昔勒尼学派、伊壁鸠鲁直至近代法国唯物主义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这种思潮是流传有素的；但在中国古代哲学大流中，它只是一种特异的现象，导源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踵起于名教稍弛的魏晋之际，以后随着封建宗法道德的日益僵固化而销声匿迹，至于明清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封建专制礼教的抨击，主要是从儒家体系中脱颖而出的。因此，《杨朱篇》思想究竟对后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尚值得认真研究，岂是一顶“纵欲主义”的帽子所能代替的? 综上所述，《列子》是魏晋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也有着相当的文学价值。但历来学者因其为伪书而往往加以轻视，对它的注释整理或研究远不及对其他先秦古籍的集中，许多训诂和句义上的问题也纷歧较多，这就给我们的今注今译带来一定的困难。《列子》版本较多，本书取《四部丛刊》的《列子》张湛注本为底本，并参阅清人汪继培校本(《湖海楼丛书》)以及杨伯峻同志所撰《列子集释》，凡于底本有校正处，不一一列出。本书在每篇正文前作一说明，要在点明主旨、结构和思想脉络。注释为求浅显通俗，不多引旧注，凡有诸家意见纷歧处，除极有必要，一般不在注中列出。今译则取直译，力求表达原意，能为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方便。 译注者 1985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