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梅尧臣集进行校注工作之初，我对于整理文学遗产的认识是不足的，因此没有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我认为只要根据宛陵文集的几种通行版本加以校勘，就可解决问题。但是在进一步探索以后，看到这样的估计是错误的。不同的版本出于一个来源,而这个最初的本子确实是编次混乱，粗疏草率，不能反映作者梅尧臣的面貌。这就造成尽管他在生前被推为诗坛的领袖，但是在时代转变以后，读者无从理解他在作品中如何反映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如何进行政治斗争，如何抒写人民生活。我认识到要进行整理，道德必须摸索这部著作是不是存在重行编年的可能。在初步摸到原编者的规律以后，我作出宛陵文集分卷编年表，同时也写成重编梅尧臣集的体会一文，向同志们征求意见。这件事使我获得同志们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吕贞白同志惠借所过录的夏敬观先生梅宛陵集校注的稿本，更是不可轻得的支持。夏先生是近代研究梅尧臣著作最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手稿虽然没有完成，但是由于他的精湛的学力，仍富有指导的意义。我的这部编年校注的工作，就是在夏先生的影响下获得一些认识的。 编年方面，我试图把梅尧臣的作品和时代密切联系起来。就他创作活动的三十年，把每一年的作品列为一卷，共三十卷。我也会试图就元人张师会所作的梅尧臣年谱进行订补，但是随即发现这部年谱不仅没有把梅尧臣和梅尧臣所处的年代联系起来，同样也没有把梅尧臣一生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交代清楚，因此只有放弃原来的企图。现在我把梅尧臣逐年的遭遇记在当年的作品之前，这就可以使那年的年谱和作品，密切结合，开卷可得。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这是一个尝试。 校的方面，我利用了夏先生的成果，但是没有把夏先生的成果直接搬过来。夏先生继承莫友芝的看法，认为宋荦本是比较好的杯子，因此在校勘的时候，以宋荦本为底本。但是经过比较对勘以后，我认为宋荦本尽管书法娟秀，笔画工整，但是这些条件只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和残存的宋嘉定本对比，宋荦本和其它的版本一样，固然缺少了大量的篇幅，即在没有残宋本对比的那一部份，宋荦本和其它的版本相比，错误的比例，大约为四对一。因此我在校勘的时候，自第十三卷至十八卷，第三十七卷至六十卷，有残宋本可据的部份以残宋本为底本，其它三十卷无残本可据的部份以万历本为底本，——当然能以正统本为底本可能好一些，但是正统本在北京图书馆，我手中仅有校记，所以只能用万历本。在校记中，注明某本作某字，由读者自己抉择，不作主观片面的改动。有时诸本相同，仍感不安，本有根据上下文进行活校之法，这里备存夏敬观、朱孝臧、冒广生诸家之说，间有所风，亦附篇末。 注的方面，我保存了夏先生的原注。夏先生引用帮籍，有时略加删节，与原文不尽相同，古人引书，本有此例，未便加以更动。夏注以六十卷本为底本，现丰经过改编，先后次序多所变更，同一语词，有时先出者反而在后，本文的位置即变，夏注的位置亦随之而变，因此从改编本看，同一语词，有时先出者无注而后出者有注。这就不免违反下注的通例，但在保存夏注的原则之下，不得不打破常规。夏注以外，我又作了补注，主要力量集中在作品年代的考证方面。对于个别字句的解释，我和夏先生一样，有时认为不妨留给读者自行探讨，无须强作主观的判断。注者的努力方向，主要在于使读者了解作品和时代的关系。 全书之前，有叙论四篇，对于评价、编年、版本、原注四个方面，分别作出比较全面的交代。全书之后，有迻录十六篇，转录墓志铭、宋史本传、序、跋、题记等资料，对于理解梅尧臣的作品，都有较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称为附录，只能称为迻录。 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探讨，由于自己的努力不够，直至一九六五年，把这份工作做一个初步的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稿束之高阁。粉碎了“四人帮”，当的双百方针重新得贯彻，我才又有机会对全书重新加以润饰。我仅在此对于曾经先后给我支援的同志们，尤其是吕贞白、冒效鲁、王士菁、江士凡、梅连生、顾易生等同志，致以由衷的感谢。 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不够，书中的错误和缺点，一定有很多自己没有认识，因此不及改正的，请示同志们详细指正，给与修订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二月朱东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