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陈歆耕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受到文学界、史学界以及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本书以史家之境界，诗家之笔墨，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代文字之雄”龚自珍的传主形象。而且在传记写作的范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独特的探索和创新。 《龚自珍传》一大亮点就是在严谨的史料梳理与考证前提下，同样有可圈可点的文学价值。正如李建军点评，这部传记“兼具文学性、学术性、可读性与思想性。” 在史实的准确性、学术性上经得起检验，是这部作品最为专家称道的地方。在叙事风格上，陈歆耕的《龚自珍传》处处流露出理性的批判与深刻的思考，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思想对话。同时，这又是一本“好读”的书，书中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写出了龚自珍个性的可爱，以及在那样一个循规蹈矩时代自由的、健康的心性。陈歆耕在传记写作中也一直保持着当下性思考，在谨慎的史料考证上，时刻保持对当下现实的关照。 萨特曾经预言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而当下非虚构写作正在成为作家、读者关注的热点。或许，非虚构写作是在虚构写作面临困难的现实语境下兴起的。非虚构作为一种相对于虚构的写作，强调对真实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回应。传记写作是非虚构写作中一个重要文体，更加注重真实性问题。但是对于撰写生活年代相距久远、素无谋面的历史人物，在难以搜集到新的史料的情况下，是否允许文学性的想象与虚构？如何把握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这是一个争议不断、探讨不尽的论题。此外，在面对庞大的史实资料时，如何架构起历史与现实的联接点，让今人能够从历史人物中获得新的认知？如何通融历史性与当下性的关联，这也是传记写作中无法绕过的命题。此次“《龚自珍传》及非虚构创作”研讨会主要围绕这两个主题进行。 陈歆耕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很快受到文学界、史学界以及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本书以史家之境界，诗家之笔墨，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代文字之雄”龚自珍的传主形象。而且在传记写作的范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独特的探索和创新。为了能够从学术理论的深层次总结和认识本书的创作经验与特色，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召开“《龚自珍传》及非虚构创作研讨会”。会议由陈歆耕新书《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引申开去，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传记写作的真实性与文学性、历史性与当下性等核心论题展开深入探讨。 真实性与文学性如何兼融 胡适提出传记写作两个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与“传神写生”。“纪实传真”是对真实性的要求，“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散文》第四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强调了传记的史料价值。“传神写生”是对文学性的诉求，“传记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散文》第四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强调了传记要活灵活现写出传主的性情人格。他认为真实性与文学性都很重要，希望能达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双重目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对今天的传记写作仍具有借鉴意义。与会专家指出陈歆耕的《龚自珍传》一大亮点就是在严谨的史料梳理与考证前提下，同样有可圈可点的文学价值。正如李建军评这部传记， “兼具文学性、学术性、可读性与思想性”。 严谨的史学态度 在史实的准确性、学术性上经得起检验，是这部作品最为专家称道的地方。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涛首先肯定了此书的史学价值。他指出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在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敢于选择这样一位重要文化人物需要智慧和勇气。毕竟这条道路上已经走过许多颇有建树的同路人，要获取新的成果并非易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无畏艰险，历时4年勤读博览各家研究之学，实地走访天都庙、云阳书院、翁山墓地等历史遗存，一步步搜集考证、爬梳开掘，掌握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细节。在此之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用多年跑新闻的“慧眼”，敏锐捕捉历史掩映的足迹线索，从中体悟传主的人生境遇和精神思想；用多年写文章的“妙笔”，传神塑造人物情态，生动讲述历史故事；用多年搞批评的“锋芒”，鞭辟入里的剖析人物、点评事件，别具一格地阐释传主的思想脉络、艺术成就和生平形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鲜活的龚自珍。 《中华读书报》“家园”主编舒晋瑜也从“实”的角度评价此书。她认为在从事以求真为职志的非虚构写作中，陈歆耕体现了以“实”为特点的专业精神，真实、扎实、老实、诚实的写作态度。比如在写《佛学和佛教徒》一章，作者阅读了一堆龚自珍研究佛学的文章，看着看着睡眼蒙眬。因为他对佛学问题知之甚少，佛学理论博大精深，短时间内不易掌握。怎么办？一般的作者即使真的不懂，也会藏拙点到为止即可。陈歆耕不是，他一定要明明白白告诉读者，“请原谅笔者避重就轻，偷偷懒，先从与佛学界有接触的故事说起”。对于龚自珍诗文的解读，也会一再强调自己只是简单的翻译，未必准确，因此奉劝读者永远不要用辅助读物取代阅读龚自珍诗文本身。对于几无史料的部分，比如龚自珍妹妹龚自璋，他只能忽略不写。当然，他也有一些猜想，比如龚自珍的妻子段美贞的早逝是否因水土不服？在扬州逗留期间，前辈学者阮元是否资助过囊中羞涩的龚自珍？龚自珍辞官先行离京的原因何在？然而揣测就是揣测，他也会老老实实告诉读者。这种实，使陈歆耕的写作不是以精神导师或凌空虚蹈的形象出现，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他的实，除体现在案头功夫，还体现在田野调查。陈歆耕曾到龚自珍留下踪迹的重要地点做实地考察。虽然由于实际建筑有些已经无迹可寻，他做了计划简缩，但他对于今天现实社会中龚自珍的现状，比如纪念馆是杭州人气最低的纪念馆，连墓碑都寻不见，还是发出了无奈和惋惜的感叹。他对龚自珍踪迹的踏访，实际上是对龚自珍纯正品性的一种踏寻和呼唤。 也曾写过龚自珍传记的作家王振羽(雷雨)认为，此书是正本清源之作。他指出围绕着龚自珍有很多不负责任的、八卦的、猎奇的说法。许多人揪住龚自珍的所谓丁香花绯闻和他儿子龚橙的事大做文章，陈歆耕用史料考证，还原了事实的本来面貌。陈歆耕是一个采集史料非常认真、非常客观的人，列出的文献资料，他都认真研读消化过。总的感觉，这是一部正本清源之作、富有真情之作。 作家潘向黎也指出这部传记能够给读者解惑。她指出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龚自珍生平的要紧处，陈歆耕都帮忙解了惑。第一是龚自珍的死因，虽然陈歆耕没有明确说是，但是他基本上否定了被毒杀、被追杀，应该就是一种突发的疾病。第二陈歆耕基本否定了龚自珍儿子是当了汉奸带路烧圆明园的人。这很重要，因为他在读《陶庵梦忆》时，读了很多的译本，就是没有解渴，没有解惑。尽管他注得很详细，但是在读者不知道的关键地方，作者也不知道就混过去了，读者会质疑作者下的功夫不够，最吃重的地方，作者不能混过去，帮读者解惑是一本传记很重要的责任。 可贵的文学价值 在文学价值方面，与会专家主要从文本的构造、叙事风格和趣味性方面展开讨论。 传记文学写法很多，但写好不容易。很多作者摆脱不了一般写传记套路的约束，或写成年谱式的，或写成大事记式的，要么就是写成传主经历事迹的解说。陈歆耕的《龚自珍传》避开了这种呆板、没有起伏的流水账式写作，在文本结构上取得突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指出，此书的结构方式很独特。作者采取板块式的结构，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人的经历、时序来写，而是按照逻辑关系，把人生分成几大块：生存的环境、家学的影响、朋友的影响、人生仕途的坎坷、情感世界的情形。每一个板块的内容都很集中，这个板块结构，就像自行车的轮毂一样，围绕轴心形成合力，从四面八方辐射中心，立体展示出龚自珍的形象、性格、思想、精神、情感，对传主启蒙思想的评判分析、经历形迹的描述从容而精确。陕西作协创研部主任邢小利也指出这部书的结构独特。引子里用“剑”与 “箫”这两个意向概括龚自珍的人格，很准确，也把人物最鲜明的特点开宗明义地表现出来。作者把书分为三部，上部“巨匠”，写的是那个时代清朝由盛转衰的背景下，龚自珍这样一个启蒙思想者、文学家，在这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和价值意义。中部“困兽”，主要写的是家庭环境和人生道路。下部“春泥”，写的是龚自珍性情、兴趣，比如浪漫情怀，他邂逅的一些女性，还有他的收藏“雅癖”，这样就把龚自珍“剑”的人格和“箫”的人格全面地展示了。周涛也指出了该传记的文本价值。这本23万字的书稿，从布局谋篇到遣词用句，有许多新颖之处。全书没有以时间为序铺排展开，而是抓住“剑”与“箫”两个意向，围绕“巨匠”“困兽” “春泥”三种形象，择其要者而言之，立体编织其人其事、呈现其情其态，建构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形象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传主的不同侧面，这也是敢于突破编年体限制的结果。 在叙事风格上，陈歆耕的《龚自珍传》不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处处流露出理性的批判与深刻的思考，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思想对话。正如郁达夫在传记写作中对传主的选择是一种身份认同和心灵相通的过程，“这种身份的认同， 不仅为作者揣摩传主心理活动铺设了便利的通道， 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架设了桥梁”。(辜也平：《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评论家任芙康引用俗语“好马配好鞍”，来比喻写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龚自珍与陈歆耕时代有异，但气味相投。陈歆耕仰仗龚自珍，直抒胸臆；龚自珍借助陈歆耕，重返人间。两者相得益彰，十分配套。龚自珍是很有气节、很有深度的思想家。仅就《病梅馆记》而言，便可视其忧患国家兴衰、尖锐批评时弊的代表之作。这么一位历史人物，不是谁都可以写好的。即便寻得满腹经纶，但天上掉片树叶都怕打破头的伙计来操刀，这位龚自珍就一定不是那位龚自珍了。而陈歆耕则不同，颇有直追传主的个性、风骨。表面看去，他似乎只像一个迷恋学问的书生，但谁能知道，他酷爱跑长途、开快车。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他看上去文弱，骨子里豪放不羁。所以无论办报，还是写书，都能叫人刮目相看。传记书写，无异于矿井劳作。从这本书里可看出，陈歆耕举着镐头，钻进历史隧道之后，不是一个劲儿闷头朝前掘进，而是适时回身，作逆向的观照、思考，然后再干活儿，再回身。如此姿态，无疑证明，他是一个心有大情怀的历史探寻者。《龚自珍传》的史实考证，已显露出旁征博引的功夫，该详处针密线细，该略处要言不烦，能让人看出他长时间枯坐冷板凳的修炼。同时弥漫全书的抒情性，贯穿始终的散文化手法，平添让人手不释卷的诱惑。 评论家韩石山指出此书的成功之处除了有文体意识，第二就是讲究叙事风格。他认为叙事风格也就是文字的风采，此书在叙事文体当中引入了一种论辩的风格或者色彩。龚自珍有这种论辩的风格，而陈歆耕用龚自珍所具有的这种思辨的风格来写龚自珍。这样的风格使得作品元气淋漓的同时，多半会使文体限于板滞和生硬或者强悍到生硬的程度，因为思辨的色彩太强烈了。但是陈歆耕用他的温情和体贴注入了行文当中，使行文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读来既有疾风扑面的快感又有春风拂面的暖意。这就是叙事风格上的独特之处。 评论家何平认为这本书不是一个传统的传记，还可以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作品来看。何平理解的文学批评，是基于批评最原始的意义，即批评以及判断。这本书里有大量作者判断层面的思考。不光是对于龚自珍这个人，对于龚自珍的诗文，都有作者很个性化的理解，所以对于文体的看法，认为它既是一个传记，也是有整体思考的文学批评的著作。如果读过陈歆耕以前的文化随笔，对这部书的叙事风格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修辞语体，那种开门见山、直抒己见、快人快语、豁然大度的文学批评的文风，在这个文本里面体现得特别充分。《龚自珍传》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很轻松，会触发很多思索，他带着自己的体温在写，带着自己饱满的情感在写，这本书很接地气。他非常赞同很多与会专家指出的，作者在精神上和龚自珍有内在的联系。他还认为，传记写作和研究、创作还是有重大的区分，这个区分在于面对传主庞杂的史实怎么选择？陈歆耕选取了一种比较好的表述方式，没有面面俱到，没有拘泥于很多细小的史实考证，而是在他大量的主观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框架主旨来阐发行文。因此这本书还是有很强的作家创作的特点。 潘向黎也指出作者确实是当成自己的创作在写，因此很有阅读快感。陈歆耕这种犀利明快、痛快淋漓的书写，很不容易，因为他面临很多问题：史实的镣铐，材料的局限，现实的种种掣肘。他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以比较充足的气势达到了他的写作快感，带给我们一种阅读快感，看似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如果是类似资料卡片的堆积，就不可能带来这样一种阅读快感。 与会专家认为此书在文学价值上另一特点是趣味性。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时很注重“有趣味”这一要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胡适：《四十自述·自序》，《胡适散文》第四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他将自己构建的传记理论投入创作实践时却深感无力。不得不感慨自己“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在传记写作中专注于严谨的历史叙述，体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史料价值，却削弱了传记文学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卞兆明：《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陈歆耕的《龚自珍传》在趣味性上得到很多与会专家的认可。 李建军认为现在很多文章包括传记作品，都写得非常枯燥无味，但是陈歆耕的这本传记却是一本有趣的书。一开始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写出了龚自珍个性的可爱，以及在那样一个循规蹈矩时代自由的、健康的心性。比如他评价自己的父亲“稍通气”，评价自己的叔父“一窃不通”，说完之后哈哈大笑。充分写出了龚自珍的人格上的健全，文化意识的自觉，批判精神的强大，用剑气、箫心把龚自珍的刚和柔把握得非常准。邢小利对关于“怪魁”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他指出龚自珍的外公段玉裁，要求外孙要做“名儒、名臣”，不做“名士”，但是龚自珍在那个时代做一个“名儒”是很难的，做一个“名臣”更难。做“名儒”、“名臣”是中国传统社会很多士子、文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最高理想。但是龚自珍做不成“名儒”和“名臣”，最后成了一个当时学者王芑孙说的“怪魁”。龚自珍的“怪魁” 形象，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也许因为是一个“怪魁”，龚自珍才成为龚自珍，才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文学一流的，最有代表性，时代意义的人。潘向黎指出在自己读到第四页“人无趣心胸必逼窄、必蝇营狗苟于算计他人”和第五页“有人读此诗后，讽刺龚先生为‘轻薄之人’，这恰恰说明生活中很多人是多么的无趣啊！”等句子时，眼睛一亮，就预感到这本书会非常有趣。决定对这本书会一字不落地看到底，不是出于参加研讨会的需要认认真真读完，而是此书趣味性的吸引。 潘向黎提出是否可以“再小说化一点”的建议。认为陈歆耕在快人快语之余可以有些想象，没有必要在每一个细节、时间、地点上那么严谨的考证，为了保证更多的人对龚自珍发生兴趣，可以再小说化一点。龚自珍这个人本身很戏剧化，他花下喝酒，再拉一个人来，另一个人问是谁，他一直不答，不知道是仙还是侠，这种戏剧化的场景可以再展开一些。对于非虚构与小说化是否兼容，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直存在争议。正如舒晋瑜称赞此书保持了学术的严谨。她指出立论作文上，陈歆耕求正义，道真言，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杂文随笔创作上；也体现在他创办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风格上。在《龚自珍》一书中，同样延续了这一特点。他追求真实性和准确性，不掺杂任何想象的东西。这样一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大概会使作品略显拘谨或逊于文采，却严格遵循了“非虚构”的文体要求，保持了学术的严谨。 历史叙事的当下性如何体现 有学者谈到，创作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英雄传记的罗曼·罗兰，一直以史学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待史料，但是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他对传记写作有更高的要求。他希望借助这些英雄人物的力量来唤醒人心，变革现实。针对20世纪初法国日趋颓废的世风，着重刻画传主的伟大心灵，颂扬他们追求自由、伸张正义的超凡精神，并在写作中投射进自己对英雄的敬仰。(周凌枫：《传记的“真实”及其他——读贾英华〈怎样写好人物传记〉的随想》，现代传记研究，2015年第6期)这显示了一部传记的当下性意义与价值。胡适曾指出：“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版)如果一部传记只是单纯的还原史实或是就事论事，那么这部传记的思想价值，创作意义以及对读者的启发都有局限。陈歆耕在传记写作中一直保持着当下性思考，在谨慎的史料考证上，时刻保持对当下现实的观照。正如周涛所说，作者与传主有“一种心有灵犀的精神连结”，与会专家认为让历史人物具有当代性，作者一定是打通了与传主的精神气脉。 理性精神，古事今情 李炳银肯定了此书的理性精神。他指出很多研究者或者传记作者把历史写成了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没有错，但是把历史写死了，在那些作家的笔下，历史是过去的故事，过去的情形，过去的生活。而看不到今天我们写历史的价值，写历史或者接近历史的必要性。但是《龚自珍传》不是这样，不是就历史写历史，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种理性、知性的感觉接近传主，让我们从龚自珍身上感觉今天生活的某些需要，今天重新走近龚自珍的必要性，重新写龚自珍的必要性。所以他的评判、议论、分析、纠误、辨难有意义了，不光是历史的叙说，处处流露出理性的精神，理性的判断，给我们以启发，触动。 李伟长评价该传记“古事今情”。他指出龚自珍与王安石的本质区别，龚自珍写的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建议，基本上没有得到过实施，王安石可以做，龚自珍只能说，说的那些想法是没有被实践过验证过的。此传记中“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这句话把龚自珍所有身份的认定，表现得很充分。陈歆耕在写龚自珍这些政论文章、奏议时，笔调是有情感的，说这些东西可能成为很好解决国家大政的一些方针和政策，但都是点到为止，这个收敛很必要。没有被历史验证的所有的技术、所有的策略性的东西，除了满足读书人阅读快感，到底有多少实用性，是说不清楚的。当陈歆耕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分寸把握得很好。读这本书会想到“古事今情”四个字，这是陈歆耕写这部著作把自己放进去的很重要的关键。他用当代人的眼光梳理史料，解读传主的诗文，很见学术功底。 批判精神，回应当下 李建军点评此书是忧患之作，有为之作。他指出这本书不是简简单单的还原传主，而是通过写龚自珍映照、回应当下的问题。龚自珍写的政论《乙丙之际箸议》，共 25篇，现存11篇，是非常重要的启蒙主义文本。传记从一开始首先抓住龚自珍这几篇文章进行解读，其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体制对人尤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扭曲，精神的荼毒和思想上的压制，写出了当时非常严峻的现实：由于制度性的压制，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可称道的人才。而这种压制长期屠戮其心，把你的人格、意志、精神都扼杀掉了。这个屠戮是长期的、渐进的一个过程。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陈歆耕的忧患意识，因此称之为有为之作。时时看到书中闪光的判断，一些分析，一些结论，这本书是可以放在书架上随时打开读的，是言之有据、非常可靠、进入了人物内心，进入时代被层层遮蔽的深处，用自己的思想之光将它照亮的优秀文本。这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结构，充满诗人的激情以及近乎深刻的洞察力，还有近乎完美表达的优秀传记著作。 何平指出这部传记的批评意识。抓住人在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一种关系，又能让人产生超越时空的联想。这本书彰显出批评的姿态和批评的立场，是很特别的地方。舒晋瑜也对此书的批判性发表观点。她认为陈歆耕打通了横向的历史背景，纵向的人物谱系，以及发射性的思想来源和深度交游，所有可能影响龚自珍的因素，包括行为方式和治学方向都囊括其中。在深入龚自珍的内心世界之后，陈歆耕得出了结论，龚自珍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最早发出了清王朝走向衰世的警示信号，又一大思想贡献是对清王朝扼杀人才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度解剖和抨击。龚自珍的思想有一条主线脉络，就是聚焦于人、人才、人格。他的所有批判性也是围绕此轴心展开的。 人才的呼吁与人格的培育 有关龚自珍对人才的呼吁与当今社会人才培养的话题，多位学者发表观点。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指出判断一个时代有很多标准，但是这个时代有没有人才是一个本质的标准，最后还是要靠人。这个时代再怎么样，还是要看人的素质的培养，龚自珍有一种“可怜无才补苍天”的忧心。对于人才的关注，好像过去我们肯定了很多。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跟鲁迅先生讲的立人思想和后来讲的都一样，而且定位为个性主义，其实有一个误会，难道中国古人就不讲人才了吗？人才问题恰恰是古代和现代相通的。古代知识分子包括龚自珍，固然对于社会有很多批评，但是总体上是想补天，想为皇帝帮忙的。这个精神现在看起来不进步，但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 潘向黎认为在今天重提人才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当前社会个人面临格式化困境，更需要思考龚自珍的启蒙意义。她指出龚自珍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处于很严重的被格式化的境地。人人会面临很痛苦的一种选择，如果完全抵御被格式化，生存上会遭遇种种不便，不畅快。如果能够比较容易接受格式化，就可以早日跻身成功人士的行列，可以享受现实当中的诸多好处。所以人才和时代的关系在今天重新提出，对于很多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龚自珍是人杰也好，怪人也好，其实他最大的价值不是他那些了不起的诗文，最重要的价值是他的启蒙性，他是在启蒙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 结 语 优秀的传记作品一方面再现历史的真实，一方面反映了传记作家的个性、修养与精神追求。传记的目的是认知，传记也有纪念和教诲的价值。(周凌枫：《传记的“真实”及其他——读贾英华〈怎样写好人物传记〉的随想》，现代传记研究，2015年第6期) 这更需要传记作家的史识和史德。传记作者陈歆耕表示，《龚自珍传》的写作对于自己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精神煎熬，说艰难是因为那些古诗文包括文言的史料要一点点查阅、求证并理解、吸收。说痛苦是因为传主才思高卓，忧国忧民，内心始终处于痛苦的撕裂状态，45岁的时候“呕血半升”，年刚半百就猝死丹阳。面对这么一颗痛苦的灵魂，写作者很难保持一个完全超然的状态。 (文中引用专家发言，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