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笃信道教的唐玄宗下旨置“玄学博士”，并以四部道家著作为经典，士人习之可以应试科举。其中一部被奉为《冲虚至德真经》的，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相传为战国列御寇所撰的《列子》。 但是时隔不久，便有人对这部经典的真伪发生了怀疑。柳宗元率先，高似孙继起，于是考辨《列子》真伪者不绝于史，至今可说是真相大白了：原来《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子》八篇早巳亡佚，今本《列子》八篇从内容看掺杂着大量魏晋思想；从语言使用看，出现许多先秦所不能有的词汇，其出于魏晋间人的伪托是无疑的。 由于《列子》被判为伪书，列御寇其人的存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根据《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论道术流变及于诸家，独不提列御寇；而司马迁撰《史记》也无一字涉及列子，宋高似孙便认为：“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子略》)将之归入神怪杜撰一类。 但现存的史料片断，却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列子的存在。《汉书·艺文志》班固注“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而《庄子》一部书确有十多处提到列子，似不无所据。《庄子·让王篇》谓：“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子阳之事可见《吕览·适威》，又见《淮南子·氾论》，这证明列子与子阳同时，据《史记·郑世家》说，“郑繻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则其时为公元前389年。另据《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郑于前375年为韩所灭，韩徙于郑，史疾据以习闻御寇之言，似属可信。 可是此处说列子“贵正”，而《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篇》却说“子列子贵虚”。正即正名，虚则无名，岂不自相矛盾?故清人汪继培《列子序》云：“其文或浅近卑弱，于《韩策》所称贵正，《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之旨，持之不坚，故先儒多疑其伪。”其实列子倒从来没有“持之不坚”的地方，从《庄子》所描述的列子行事看，他一生正是“离形去智，泊然虚无，飘然与大化游”，故“贵虚”方为正宗。史疾游说者流，其言殊不可信。 要之，列子是战国时身居郑国圃田的一位隐者。他有自己的老师、同学以及弟子，崇尚清虚无为，顺性体道。所学的那一套本事如“心凝形释，内外尽矣”以及壶丘子向神巫季咸所显示的“杜德机”、“衡气机”、“太冲莫朕”等相，很有点像后人的辟谷、导引、入定等气功术，而他思想特点的形成又同这很有关系。庄子“心斋”、“坐忘”等修身方法受其影响也未可知。也像庄子一样，列子虽然穷得“容貌有饥色”，却不肯出仕而“为有国者所羁”。他当然不会想到，千年之后竟会被捧上“冲虚真人”的宝座，也不会想到居然有人会代为立言，而且伪造得如此言之凿凿，乃至酿成千古公案。那么，谁是伪造《列子》的作者呢? 历代考辨家大多把怀疑的眼光盯住《列子》注者张湛。据《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晋东宫·官名》，张湛字处度，高平人，仕至中书侍郎、光禄勋。他作《列子注》，序中自称，其祖父曾于永嘉之乱渡江，根据从王宏、王弼家所得而仅存三篇的《列子》，加上从刘正舆和王弼女婿赵季子家得到的残编九卷，然后“参校有无，始得其备”。因张湛叙述得书源流，辗转不离王氏，而且西晋玄风正盛，却不见诸家引称《列子》者，后人就认为张湛此说实在是欲盖弥彰，逃不脱作伪的嫌疑。但是，如果肯定是张湛伪造《列子》，就无法解释以下两点： 一、张湛于正文常有不解之处，如《仲尼篇》“孤犊未尝有母”句下注道“未详此义”；甚或有注释错误之处，如“不生者疑独”之“疑”应训为“定”，张注却训为“疑惑”；时亦有纠正原文之处，如《力命篇》说子产杀邓析，张注便据《左传》给予纠正。既然自撰自注，怎会有不通不解之处? 二、张湛注谓《列子》之旨“往往与佛经相参”，“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其实《列子》虽然受了些佛教“幻化生灭”等说影响，但仍肯定“道”亦即世界物质本体及规律的客观存在，而当时流行中土的大乘般若学则以万物空无自性而否认世界的真实本质，两说大相径庭，怎能“相参”?更从张注表现的思想看，主要是调和当时“贵无”和“崇有”两种相反的学说，这同《列子》主旨亦不尽相同。另外张注还有批评正文处，如《杨朱篇》讥讽伯夷和展禽，张湛便说“此诬贤负实之言”。既然自撰自注，怎会与正文有如此的思想差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