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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我们不能同意张湛作伪说，尽管《列子》有今日之貌，全赖他的保存整理，但这与伪造毕竟是两码事。另有近人马叙伦以张湛之祖得书于王氏，怀疑是王弼之徒所伪造，也只能算是臆测。我们倒倾向于他在《列子伪书考》中说的:“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语》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序》以见重。”但此说尚须纠正的是，从《列子》文气简劲宏妙、内容首尾呼应自成一体的特点看，似乎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经过多人多次的增窜而成，而只能出于一家之手笔。倘此说成立，便可将成书时间缩到一个小的范围。根据《周穆王篇》本自《穆天子传》，而后者系西晋太康二年与《竹书纪年》等册简同出于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冢，可定其成书最早不会超过公元281年，至迟不晚于永嘉南渡(公元315年)前后。至于伪作者谁，在没有可靠资料证明之前，最好不要捕风捉影。 以往学者辨明某书为伪，无不像对待文物赝品一样，以弃之为快，如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便举《列子》为例狠狠说道：“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其实，这种态度未必真科学。就《列子》而言： 第一，如果杂纂诸家之言，最多只能弄出一个大拼盘，怎会造出《列子》这样有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妥当的解释是，其一，伪作者自有其一贯之道，他据此来剪裁诸家之说；其二，伪作者当有所本，亦即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今本《列子》中有部分章节正是先秦《列子》的佚卷，在伪造时作为线索被补缀进去，因此它并非全盘伪造，而是伪中杂真。这一点，宋人黄震、明人宋濂至清人姚际恒、姚鼐都有觉察，是比较客观的。试以《天瑞篇》为例。其首章“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一段，不见于先秦两汉群籍。“疑独”之“疑”，张注为：“疑其冥一而无始终”，亦即训“疑惑”，作动词用。译成白话，即“不生者怀疑是独立的”。而后一句“往复”二字则全作形容词用，译成白话是“不化者是往复无穷的”。两句虽骈联而出，辞气却极不相称。其实张注全是误解。《诗经·桑柔》有“靡所止疑”，传曰“疑，定也”。《说文》段注认为此“疑”应是“”之误，“”训“定”，“疑相似，学者识疑不识，于是经典无”。“疑独”之“疑”显系“”的传抄之误，应训做“定”，译成白话即“不生者是独立不改的”，便与后句辞气连贯。看来张湛不识“”，而传《诗经》的毛亨也不识此字。《毛传》出于西汉，可见“”字在当时已鲜为人知，由此似可判断上面一章应为先秦佚文，此章之下“谷神不死”一段，抄自《老子》六章；再下“有太易，有太初”一段，抄自《易纬·乾凿度》；“清轻者上为天”一段，抄自《淮南子·泰族训》;后面“种有几，若蛙为鹑”则抄自《庄子·至乐篇》，皆有所出，可是它们一旦缀合，便自成体系，表达了《列子》独特的自然天道观。这里似可显出伪造《列子》者以《列子》佚书为纲，兼采众家以从事再创作的高明手法。 第二，《列子》还保存了不少先秦佚书的片断，如鬻子之言四段，不见于今本伪《鬻子》书，有人认为可能是古《鬻子》的残遗；另如《杨朱篇》，古来就有人因其辞气不类，而怀疑其中有先秦杨朱的佚文。至于书中许多富有价值的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鲍氏之子》等，皆为他书所无，全赖《列子》得以保存至今。 第三，说《列子》是伪作，只是说它不能代表先秦的思想，但既已查明它成书于魏晋时期，它便可代表当时的某种哲学思潮，这非但不会将学术源流弄乱，反而使我们发现了魏晋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便是下面将重点讨论的内容。 (二) 魏晋玄风煽起，标志着哲学思维的大深化。《列子》因是杂纂诸家，代先人言，自然不好直接使用当时流行的许多新范畴，但就全书思想倾向看，它并没有回避有关本末、有无、名教、自然等问题的激烈论争。看得出，《列子》赞同王弼等贵无派对两汉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却又反对他们“以无为本”的精神实体；它赞同裴頠等崇有派“无不能生有”的观点，却又断然毁弃他们所推崇的礼教纲常。更突出的是，它不满于两汉元气论用特殊物质去说明万物生成，进而将眼光探到世界的背后。它的宇宙观包括三个层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