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说：“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生)随死”(《天瑞篇》)，“自短非所损，自长非所增”(《力命篇》)，更表明，物质和运动可以从一种形态(如损亏)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如盈成)，但宇宙总体则既不损亦不增。这是老子“道兼变常”观点的发展，并直接为王船山所谓“(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正蒙注·太和篇》)的质量守恒思想奠定了基础。至于“一气不顿进(尽)，一形不顿亏”(《天瑞篇》)的观点乃是承认事物的渐变，而“间不可觉，俟然后知”(同上)则包含着突变的意味。“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向)”(《黄帝篇》)说明任何相对待的事物可以转化，柔由于积(量变)可达到自身的否定──刚(质变)。这里不同于传统的“物极则反”。物极必反，指不极不反，忽视了量变之中的局部质变。王夫之就反对物极方反的观点，认为对立实相蕴涵，一事物正在发展中，其中所蕴涵的相反即渐成长而出现，因而“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列子》所谓“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指在事物量的积累中，便可知其质变，就已经包含了这一可贵的思想。 但更为可贵的是，《列子》已经初步意识到物质运动转化的无限性，就在于其本身结构层次的无限性。《汤问篇》中，夏革说了“古初无物，今恶得物”以肯定物质只能产生于物质，而物质是无限的以后，又进一步提出“无则无极，有则无尽”的命题。(“无尽”原文应为“有尽”，据陶鸿庆《读列子札记》说，有尽为无尽之误。)第一个“无”字是“虚空”的别称，故“无则无极”指的是宏观世界的无限；所谓“有则无尽”，则指微观世界的无限。(如陶鸿庆谓，“有则无尽”者，即公孙龙所谓“有物不尽”，惠施所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宏观世界的无限，它指出了“四海、四荒、四极”乃至“含万物者”、“含天地者”等递相包含的层次；为了说明微观世界的无限，它用了一个“含万物也故不穷”的譬句，最后又把宏观、微观统一起来，提出“大小相含，无穷极也”的宝贵命题。这显然继承了先秦名家惠施“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的命题，但《列子》的辩证思维要比惠施那种单纯的概念分析要科学得多。它意味着物质层次结构是无穷尽的，而每一层次结构又都包含有限与无限的相互对待。比如它在“杞人忧天”的故事中指出“天地不得不坏”，即作为一个特定层次结构的“天地”，在时空中的存在是有限的；而这里又说天地因为“含万物也故不穷”，乃指天地自身包含着无限的结构层次，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运动和转化又是无限的。因而“天地”既不得不坏，又无穷无尽。无限存在于有限，有限包含无限，物质作为特定结构是有限的，但对于物质运动转化的无穷序列来说又是无限的。应该说，《列子》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它之前，还很少有人如此透彻而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 《列子》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同它善于吸收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又是分不开的。在《天瑞篇》中它用古人对生物进化的猜测来论证物质的统一性，《周穆王篇》中采取秦汉时重要医学文献《灵枢经》的文字，解释成梦的原因，以正确说明形神关系。特别是“杞人忧天”故事中所提出的宇宙理论，当直接来源于后汉郄萌所传述的“宣夜说”，比“盖天说”、“浑天说”更为科学。两汉魏晋的哲学家一般都从元气论的立场去探讨宇宙天文，但在辩证思维水平上却有高下之分。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谈天》)，把天看成与地同为固体，并不正确；而《列子》不仅认为天是“积气”，同时认为日月星辰是“积气中之有光耀者”，这同杨泉说的“夫天，元气也”，“星者，元气之英”当有直接关系。但杨泉却又认为“日月之精为星辰，星辰生于地”(《物理论》)，而《列子》则避免了这一缺陷，指出日月星辰云雾虹蜺，都是“积气之成乎天者也”。至于“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的见解，也显然比王充“天地不生，故不死”(《论衡·道虚篇》)的看法要高明。尤其《列子》认识到，天地虽然是肉眼所能见到的有形物中之最巨者，但却不过是广漠无垠宇宙空间中的一个“细物”，其中不仅包含着可贵的辩证思想，而且在它所描绘的这一幅宇宙图景中，可以看出“地载气而浮”的认识萌芽。《列子》以前的哲学家即便已经用“天乘气而立”来解决了“天”的问题，但对“地”的运动论述却十分落后，就连比较正确的杨泉也认为地“载水而浮”，直到北宋张载明确指出“地在气中”(《正蒙·参两》)，才算解决了地球浮于气中的问题。于是，《列子》所谓“天地者，空中之一细物”的见解，便有抹煞不了的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