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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Real Is the Syntheticity-to-Analyticity Shift from Archaic to Contemporary Chinese:With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Diachronic Forma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Causative and Exclamative Constructions 作 者：何元建 作者简介：何元建，男，四川成都人，英国伦敦大学语言学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的神经认知机制、翻译传译的双语处理过程、汉语语言学，E-mail：yuanjianhe@umac.mo。 原发信息：《语言教学与研究》(京)2017年第20174期 内容提要：对汉语历史类型学的研究，以前的学者曾经提出两种观点：一、汉语从上古至今有一个连续性的类型学转变：合成性特征逐渐减弱伴随分析性特征逐渐增强，暗示古今汉语有可能是不同类型的语言。二、从远古至前古、再至上古、再至中古与近代、再至现代，合成性与分析性呈分阶段的循环线演变。综合前人的研究，本文对涉及汉语演变的合成性（或分析性）之理论与经验问题，再行考证，并以古今复合词、使役句、感叹句三项作为个案探讨。结论是：古今语法的合成程度各有千秋，无论何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论据支撑，研究亟待深入。 关 键 词：合成性与分析性/汉语历史类型学/汉语历时语法 最近十多年，研究者对汉语类型学的演变做出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黄正德（Huang 2005、2006、2009、2010）、冯胜利（Feng 2012）二位学者认为，从上古至今，汉语有一个连续性的类型学转变，合成性特征逐渐减弱，分析性特征逐渐增强，暗示古今汉语有可能是不同类型的语言。持同一观点但未提及合成性或分析性的还有冯胜利（2009a、2009b）、梅广（2003）、魏培泉（2003）等。贝罗贝（Peyraube 2014：62）则提出，汉语类型学的演变呈循环线的特征：远古（合成性）→前古（分析性）→上古（合成性）→中古、近代（分析性）→现代（合成性）。不过，古今词、句结构很多，演变途径不一，有必要对结构细节进行调查，以统一的标准去考量，比如结构如何表达语法概念与关系，并综合各类结构的演变趋势，方能作出可信之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涉及汉语演变的合成性（或分析性）之理论与经验问题，再行考证。并以古今复合词、使役句、感叹句三项作为个案探讨，以此为依据，对汉语类型学的演变提出新的反思。 二、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的实质 理论最早来自Schlegel（1818：14），核心是依据屈折和派生形态将语言分类。屈折或者派生形态多的语言，就是合成型（或称综合型），譬如拉丁语；少的，就是分析型（或称解析型），譬如汉语。Sapir（1921）又增加了一类，叫多重合成型，并强调词结构的整体组合方式和它表达的语法概念与关系。汉语仍然是分析型，因为（Sapir以为）汉语词结构不能表达语法概念或关系（Sapir 1921：135—136）（这个观点今天看来偏颇，见后文）。到了Greenberg（1960），引进了定量分析，测定语素的长度和（在取样区间内的）组合次数。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语料库技术极大地推进了这类研究的进展。譬如，Szmrecsanyi（2012）的研究发现，英文并非之前所认为的，12至20世纪期间合成性逐渐减弱，分析性逐渐增强，而是相反。 有两个问题。一、依据屈折和派生形态的类型学理论究竟有没有用？二、汉语一类根本缺少形态的语言，它的意义何在？第一个问题的核心是可比性。自然语言众多，类型学以何为依归，是个大问题。如果拿每一个语言都存在的特征来进行比较，那等于没有比。只有取一些有的语言有（或者多）而有的语言没有（或者少）的特征来比，才有意义。屈折和派生形态正是这样的特征，并可以达至跨语言而无不逮的效果。此外，可比性不但指跨语言的共时性比较，也适用于同一语言（或语族）内部的历时性比较。所谓历史类型学，正是依据屈折和派生形态的历时演变来考量所在语言（或语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成性（或分析性）（参Schwegler 1990）。也正是在这个领域，近年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理论问题。譬如，即使是屈折和派生形态丰富的语言（如拉丁语族），仅依据它来确认类型学的演变是否就真的合适？其答案对那些根本缺少屈折和派生形态的语言（如汉语），富有启发性。 之前的理论主要是由形态主导。近年来的研究则主张形态与句法共同主导（Ledgeway 2012：2—3）。比如，现代罗曼语族各语言从古拉丁语演变而来，虽然原来拉丁语的某些形态减弱或消失了，但名、动词的屈折形态总体还在，因此，一部分形态的减弱或消失，不足以作为类型学转变的唯一依据。须进一步考察古今的句法结构。譬如，古拉丁语中有不少分析性结构（如介词、句法否定词、标句词、完成体被动句等等），而现代罗曼语族各语言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合成性结构（如表达名词重音、性、数、人称、意向的形态；表达形容词性、数、级的形态；表达动词时态、体貌、情态、条件的形态；等等）。这样一来，古拉丁语和罗曼语言的类型学走向就不能一概而论。需考据具体的词、句结构，尤其是形态有否参与句法结构的重组与演变过程，有否表达语法概念与关系。综合了各类结构的演变趋势，方可确定某一时期某一结构或某一语言的合成性（或分析性）的走向（Ledgeway 2012：12—16）。 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从形态主导转为形态与句法共同主导，对本身缺乏形态的语言而言，如汉语，颇具启发性。这就回到前文的第二个问题。即，对于这些语言，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的意义究竟何在？答案是，意义并不在于任何共时性的跨语言比较（因为若仍以屈折和派生形态为依据，汉语之类恐怕永远是分析型），而在于这些语言内部的历时演变之比较。换言之，对于汉语自身的历史类型学，若要以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为依归，句法将必然成为主导。譬如，某一词项的消失（如上古的语气词：也/焉/矣），某一词项的出现（如中古的方位词），某一语序的变化（如作状语的介词短语从上古后置转为中古前置），某一词义的消失（如上古许多谓词的役格用法，后来不存在了），所有这些都跟句法有关，需要对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方能确定其合成性（或分析性）的程度（见后文）。另外，虽然汉语缺少屈折和派生形态，但之前认为汉语词结构不能表达语法概念或关系的观点却不正确。上古之后，汉语复合词（尤其是合成复合词）逐渐丰富，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语法概念与关系（见4.2节）。逻辑上，如果有些语言用屈折和派生形态去表达某些语法概念与关系，而缺少此类形态的语言就一定会用别的方式，譬如复合，去表达类似的语法概念与关系。很难想象某一语言的语法概念与关系会全部留给句法去表达，词结构却不参与。理论上，用屈折和派生形态表达语法概念或关系是否就一定比用其他形态（譬如复合）更具合成性，可以再探讨。至于复合形态有无跨语言的类型学价值，也可以再探讨。但作为语言内部演变的依据（如汉语），它确实存在。 跨语言而论，让句法特征进入合成性（或分析性）程度的探索，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理论变化，目前仍不得知。考察词、句结构如何表达语法概念与关系，仍然是可以依据的方法论。历时而论，合成性（或分析性）的消长，意味着语法系统的运作方式随时间推移作出的调整。但调整的起因是什么？是否语法化进程使然？即使是，语法化的起因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一两次研究就能有答案，但上述方法论却具有普遍和持久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