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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言历史文献在方言历史层次研究中有何作用 戴黎刚（2005）指出：“要确定历史层次的年代，最好是有历史文献做依据。”可见方言历史文献在历史层次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有时要确定一个历史层次的性质，即最基本的是本地层次，还是外来层次，也必须依靠方言的历史文献。一个方言某些音类的历史面貌可能被优势方言完全覆盖，如果不依靠方言的历史文献，我们就很难发现这一点，误把外来层次当作本地层次。 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层次即是如此。再比如，现代晋城方言古知庄章精洪音字都读卷舌[t  ]类声母。可是根据高本汉的调查，一百年前晋城方言古知庄章精四等声母全都读舌尖[ts]声母。如果我们仅从共时平面出发，研究晋城方言的古知庄章精组字声母的历史演变，必然会陷入共时层面的陷阱。张楚、王为民（2012）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余霭芹（2006）在讨论粤语的构拟时就指出：“从现代方言的比较建立起来的汉语祖语，反映出来的应该是个雅、俗兼容的系统。两个系统应该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从现代方言入手，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建立年代久远的历史，因为语言时刻在变化中，变化的结果，有时有线索可寻，有时则销声匿迹，若无文献记载，只能付之阙如。若只靠文献记载，则当时文献不及记载或记载不详尽的，便束手无策。因此，采取两者兼收并蓄的办法，应是上策。”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否定历史文献作用的倾向，总认为方言是实实在在的，而历史文献的解读是可塑性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没有活的方言证据来得可靠。这种倾向显然是没有科学理解历史文献的重要作用所致。 索绪尔（2005）曾明确指出：“使比较研究获得恰如其分的地位的真正语言学，产生于罗曼族语言和日耳曼族语言的研究。罗曼族语言的研究是狄兹（Diez）所创建的（他的《罗曼族语语法》出版于1836—1838年），它特别促进了语言学接近它的真正的对象。因为罗曼族语言学家具备印欧语语言学家所没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他们认识罗曼族语言的原始语——拉丁语；其次文献的丰富使他们有可能详细地探究语言的发展。这两种情况限制了臆测的范围，使整个探究具有特别具体的面貌。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毫无疑问，原始日耳曼是不能直接认识的，但是借助于许多世纪的大量文献，由它派生出来的各种语言的历史还是可以考究出来的。因此，比较实际的日耳曼语语言学家也获得了一些跟早期印欧语语言学家迥然不同的概念。”索绪尔这一评论正道出历史文献在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要避免陷入共时层面的陷阱，我们必须依靠历史文献。 历史音韵学同其他任何历史研究一样，一是发现历史材料，二是解释历史材料。历史音韵学一方面要发现新的历史材料，一方面要对所掌握的历史语音现象进行解释。解释得越仔细、越全面、越合理，对语音历史的认识就越准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