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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声训推源的语义联想既然具有发散性，那么，某一声训推源是否符合事物的得名之义，训词与被训词是否真有源流关系，就需要从语言内部和外部多方寻求证据，对训词与被训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予以验证。验证可以从证实和证伪两个向度上进行。证实是指在汉语词语衍生或词义引申现象中寻找与训词和被训词语义关系相同的实例，或者从先民生活遗迹和文化心理探求该语义关系的认知基础，通过词义引申分化的规律及民族文化特征来证明，该声训推源确实符合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语言社团的普遍性思维联想，因而是合理的声训推源。例如，《释名·释首饰》：“钗，叉也。象叉之形因名之也。”循着训词和被训词“叉”（手指分张交错）“钗”（两股簪）共有的“分张”这种语义特征，我们发现与“钗”“叉”音同音近的“杈”（树干分出的枝条）、“衩”（衣裙下侧开口处）、“汊”（水流的分支或分岔）、“岔”（山路分歧处）、“瓜”（张开大指和中指所量的尺寸）、“叉chǎ”（分开成叉形）等词都含分张义，就可以证实，“钗”“叉chā”“杈”“衩”“汊”“岔”“瓜”“叉chǎ”等皆因其分张的形状样态而得名，“钗”“叉”间的语义关联为真，它们是一组同族词。证伪训词与被训词语义关系指的是，在语言内部或外部寻找证据，证明某种语义关系不符合汉语词义衍化规律或不符合词语衍生时的历史文化，或者证实被训词另有来源。例如，笔者曾通过查考古文字、文献材料并征验出土实物，证明古车形制与后代大不相同，车厢极小，不可能于中“居”“舍”，因此，“车一居/舍”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9]。再如，中外语言学家早就发现，世界上很多语言里“妈妈”的音读为mama，“爸爸”的音读为baba或papa，原因在于，m/p/b和a分别是发音相对容易的辅音和元音，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单音节最先被婴儿习得[10]。汉语古无轻唇音，“父”为并母鱼部字，“巴”为帮母鱼部字，表明“父”与从“巴”得声的“爸”读音相近，当是婴儿较早学会并用以称呼父亲的音节，也就是说，“父”是汉语词汇发展原生阶段产生的“原生词”[11]，并不是由其他词语衍生出来的孳乳词，这可以证伪《说文》《释名》及郭沫若对“父”之得名理据的种种推测。 语义联想的发散性决定了依凭一己联想进行词语推源的声训法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据现代学者估计，《释名》中牵强附会的训释少则有十之五六[12]多则占百分之七十以上[13]。为了矫除声训法以来“声音不相近而勉强认为同源，意义相差远而勉强牵合”[14]的流弊，王力先生从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对“同源字”严加限定，强调同源词在语音上“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在词义上或“完全同义”，或“微别”，或有“各种关系”[15]。这种音义双重限制法有利于克服声训法及后代“声近义通”说无限牵合词语音义的通病，加之简单明了，易于操作，迅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从不少论著对“同源词/字”的界定皆可看到音义双重限制法的影响[16]。此时，对音义双重限制法保持清醒认识的是陆宗达和王宁先生。二位先生精辟地指出，“同音可以是偶然的，同义也可以是偶然的。简单地用同音加同义的方法来确定同源，常常是很危险的”[17]。 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限定词义关系类型或提出词义标准的危险性在于，词义相同相近或相关未必是同族词的语义特征，反之，词义相远的词语未必没有同族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