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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拼音的国语罗马字和汉语拼音,为何在声调掌握和阅读效率上有这种差别,是个非常值得从阅读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角度去分析的有趣问题。按理说,上加调号更加独立和凸显,应该更容易记住才是;但实际情况相反。问题相当复杂,需要通过专门的深入研究才能解决,包括心理语言学的实验等等(笔者至今没见过这方面的比较实验)。我们这里只能作一些初步的推测。 这里面可能牵涉到以下几个原因: 1)国罗那样的“拼入音节”难学。但难学的东西一旦学会,就不容易忘记,而容易学会的汉拼上加调号也容易忘记。 2)上加调号容许使用者在许多场合省去调号,导致对声调掌握的忽视。根据我们的观察,上加调号在外国学生学习生词的时候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旦学生学会了这个词便抛弃调号,只看字母,写时也能省就省。而国罗的拼法强迫学生无法在使用过程中偷懒省略声调,就在长期的反复使用中更好地掌握了声调。 但问题恐怕还不这么简单,可能牵涉到更深的认知心理。像林培瑞那样的汉学家,对汉字和拼音运用那么多,仍然感到国罗最容易阅读,又如何解释呢?这就牵涉第三个因素,也许是主要因素: 3)声调融入音节的程度不同导致的不同认知效果。从语音学看,汉语的声调共时地跟整个音节密切融合,是整个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决不是附加在声、韵和音节之上的额外成分。“拼入音节”反映了包括声调在内的音节一体性和整体性,比较符合实际语音结构和认知心理,因此处理起来有认知上的优势。换言之,国罗标调把声韵调一体化,一个音节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而上加调号把作为一体的音节割裂成声韵(音节)和声调两部分。“汉语一个音节可以有四种声调”的说法,其中的“音节”就是指去掉声调的抽象音节。这跟实际音节结构不一致,因违背认知心理而导致了阅读上不便。Link教授认为,阅读国罗的ting(ting的第一声)时不会想到tyng(ting第二声)、tiing(ting第三声)和tinq(ting第四声)。这个说法就反映了上述差别。也就是说,拼入音节起到了“一步到位”地直接区分同声韵而不同声调之音节的作用,而汉拼那样的上加调号对同声韵之音节的区分是间接的。直接的区分比间接的区分在认知上效率更高⑧ 因此,为探索汉语文本的改进问题,似乎有必要从教学效果角度对拼入音节和上加调号的差别做些深入的学术研究。 此外,上加声调在技术处理上也比较麻烦。跟国际拼音文字常规不接轨,不利于拼音中文走向国际。表现之一就是带调号的汉语拼音进入外语后,就只好放弃调号,导致大量同形词。 2012年5月15日全国启用的新版普通护照,规定字母U大写时用YU代替,如“吕”,用LYU拼写。这是为了跟使用日益普及的电子护照保持拼写一致,因为英文字母及电脑键盘上无U。此前,“吕”字的拼写只能用LV或LU代替。由此可见上加符号之不便。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声调在护照上也因此只好省去,使成千上万中国人从不同姓变成同姓。中国的姓本来就少,加之比较集中于几个“张、李、黄、王”等一些大姓以及同姓名的人的数量巨大,如果再不区分“吕”跟“陆、鲁、卢”,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在英文学术论著的文献引用中已经表现出来。英语学术论著的正文中注明所引出处时,一般只用圆括号注出作者的姓和文献发表年份,如朱德熙1979年的论著,就写为(Zhu,1979),但是如果有关领域的中国研究者的文献较多,同姓者较多,如在汉语语言学的论著中,往往在姓之外还加上名的首字母缩写,如(朱德熙,1979)就写成(Zhu,D.X.1979),或(Zhu,D-X.1979)、(D.Zhu 1979)等(特别是“张、黄、李”等一些大姓,更有这样进一步区分的必要),可惜目前还未有统一形式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