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西方语音中心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给汉语文字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和后果。可喜的是,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意识到了语音中心论的问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徐通锵在其去世后出版的书中写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这是根据印欧语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有其一定的局限性。”[42]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者也明确指出:“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43]从事汉字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如孟华等也认为:“汉字与汉语不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而是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关系。”[44]显然,他们都看出了以语音为中心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种种局限性。 首先,语音中心主义的盛行遮蔽了拼音文字与汉语文字在思维类型和构词方式方面的差异,阻碍了中西学者对汉语文字性质和特征的准确把握,造成了中国目前在文字语言运用方面的种种尴尬现象。比如在大力推广实行口语与书面语统一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多年之后,口语与书面语又渐行渐远,书面语演变成了欧化严重、句子冗长、缺乏生气、且常常令人费解的“新文言”,甚至造成了中国语言哲学学者尚杰所说的悲剧性危机:“白话文运动在过分解决了汉语实用性问题的同时,又过分地失去了汉语的优雅性或文学性,汉语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45]其二,语音中心主义催生了一种隐性的观点,那就是西方字母语言优越于使用汉字的汉语,字母语言文化优于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这一谬论的理论依据正是语音中心主义,可追溯至黑格尔对于汉语文字的贬低,以及卢梭把象形表意的文字划入野蛮人语言的做法。[46]从“五四”以来至今,汉字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主要根源之说从未绝迹,目前在互联网上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这种隐性意识在一些崇尚西方的人士的言词中常常直白地表露出来,甚至影响了一些普通大众。比如,一些深受欧式语言影响的人写出的汉语文章,不仅完全没有汉语文字的简洁优雅,而且令人费解,流露出一种“洋文言”的腔调。我们虽然不应像法国人那样过分强调必须保持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但欧化严重的书面文字的确有点面目可憎,另外在报纸杂志上经常出现不需要外来语书写而嵌入西方拼音文字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常常让不懂外语的人莫名其妙。再比如现在的网络上受语音中心主义的变体,即“我手写我口”的影响,一些年轻人常写出“神马(什么)都是浮云”之类反映方言口音的文字,不仅使人看不懂,而且会有损汉语的纯洁性。其三,它会催生出西方形式的语言政治,导致偏颇的语言政策,比如收效甚微的汉语拼音化运动,过分强调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以及引发了海峡两岸的繁简之争。在国际汉学界,它引发了一场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汉语本质的巨大争议。在那些围绕所谓的象形表意的语言政治争论中,汉语的本质特征不仅未能得到澄清,反而愈加含混不清。结果是汉语研究中的语音中心主义演变成为“语言汉学主义”,即:研究中国语言必须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评价中国语言研究成果必以西方的语言标准为准绳,而不必考虑汉语汉字的演变历史、文化背景和支撑汉语汉字的思维逻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