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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观点被那些到过中国并直接接触过汉语的传教士进一步拓展。如法国传教士西卜特神甫(Father Cibot),在《中国回忆录 》(Mémo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第一卷中发表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他主张汉字具有表意性和象形性:“汉字由符号和图像组成,与声音无关,这样说其他语言的人也能够读懂。这些汉字形成一幅智性的、代数性的、形而上学的、或概念性的图画,用类比、关联和惯例来表达思想。”[10]这一观点从16世纪发展至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点: 与其他文字不同,汉字类似数学符号,直接表达思想,少数情况下模拟发音。这甚至还受到了一些知名语言学家的重视,如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在1836年研究语言和智性发展的关系时,从哲学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各种重要的思想相互撞击使人不得不承认古汉语华丽而尊贵;同时,它又丢弃了那些毫无意义的附加成分,变得简单而壮丽;它似乎通过语言来传达纯思想。”[11] 但几乎是同一时期,美国哲学协会会长杜·邦瑟(Du Ponceau)在遭遇汉字表意论以后,先是表示怀疑,继而开始研究,最后从逻辑和语言学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作出驳斥。[12]1838年,他撰写成论文,题为《汉字的本质与特征研究》,并作为美国哲学学会历史及文学委员会文集的一个专集发表。他断言:汉语是概念-字符的前提是错误的,这是在对汉语了解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错误假设,表意文字不可能独立于言语而单独存在;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一样,“汉字是语言的词语,目的在于唤起大脑中对词语的记忆; 因此,它不能独立于声音之外单独存在,因为词语就是声音……汉语的音节也是词语,也代表声音”。[13]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他提出了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问题: 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并以为仅凭借这一问题就能把汉字表意论彻底推翻。但是,语言的起源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犹如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语言与文字孰先孰后,取决于人们认为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肢体语言、洞穴壁画和刻画符号视为早期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这可以通过推论得出。可以想象,当远古时代人类刚从动物进化成人的时候,欲表达思想,很可能是一边呀呀发声,一边用肢体比比划划,甚至还会用手指或树枝在地上画图。那呀呀发出的声音就是早期的言语,而肢体动作或画出的图像就是最原始的文字,因为两者都代表一定的意义。两者虽然都与意义相关,但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这在西方哲学家和文字学家维柯的《新科学》中得到证实,维柯认为语言和文字两者可能是同时产生与发展的,他甚至认为,原始的文字有可能早于口语。他指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远古时期民族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因此,希腊的逻格斯也指物体,希伯来语表示词语的词也指行为。”[14]他批评柏拉图错误地把宗教诗人在迷狂状态下说出的话语当成人类最早使用的天然语言,而认为那不过是巫师们根据物质有灵性的迷狂感受而发出的自以为来自神灵的语言。[15] 总而言之,维柯的观点可以说是对杜·邦瑟提出的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的问题,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批评: “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经过三种形式( 即象形语言、象征语言、白话语言) 向前发展。”[16]他以自己在拉丁语中发现的证据作支撑,认为学者们可以在其他语言,如日尔曼语言和东方语言中做出超出人们想象的远古发现。并非巧合的是,在汉语与汉字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如郭沫若在研究新石器時代的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符号和殷墟的甲骨文时曾经指出,汉民族最早的文字可能有两大起源,一是产生于抽象的刻画符号,二是来源于象形文字,前者既可能是记录语音的符号,也可能是记录意义的符号,其起源要远早于象形文字,刻画符号的字形与字音、语义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而象形文字的起源要晚于刻画符号,其字形与语义往往具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字形往往反映出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17]郭沫若的这番推论得出文字与语言的复杂关系,与维柯的理论大致相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