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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政治的意义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把握。其一,一批激进的改革者和传统观念的攻击者,宣称汉语的文字体系正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障碍。按照他们的观点,西方思想家和学者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运动”和“抵制变革”的国家,究其根源,是由于汉字的特征。他们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对汉语书写进行大幅度改革,中国文化在帝国主义殖民的冲击下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鲁迅忧心忡忡的警告就是这种对于中国文字的激进观点的一个缩影。鲁迅在一篇文章中以坚定的语气,把汉语文字贬低为“让人民变得无知的有效工具”和致命的疾病,并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如果汉语文字不亡,中国必亡。”[35]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曾经发表过更加激烈的言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36]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后来的中共领导人,也都强烈倡导用拉丁化的书写取代传统汉字书写。因此,在世纪之交,一场激进的汉语书写变革开展起来,并以1957年引入一种拉丁化的书写方式,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拼音系统而告结束。 汉语拼音改革试图取代汉字的文字体系,受到了有意无意的抵制,并最终基本上以完全失败告终,因为即使有政府的强力推进,这项改革活动最终也被彻底抛弃。笔者读小学时已是汉字拼音化走向末路的时候,虽有报纸如《中国少年报》曾一度不用汉字,完全使用拼音,但笔者记得根本难以卒读,没过多久,那些拼音印刷品就消失不见了。拉丁化改革的唯一好处,就是拼音体系成了中国人学习生字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得力“拐杖”,成为编撰字典和图书馆藏目录的有效标记系统,以及一种计算机输入法。然而最后这一功能却并不怎么有效,因为鉴于汉字的典型特征,拼音输入法相较于其他输入法要慢得可怜。其结果是,有效的输入法仍然是依赖汉字的构成而开发的方法。拉丁化事实上的失败并没有减弱文字改革的热情。因此,一场简化汉字的改革又开展起来。1956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第一批230个简化汉字和30个类推偏旁。第二批简化汉字也随后公布,但不久之后就由于产生语义混乱而被取消。[37]引入简化汉字之后,一场政治性的语言分歧也随之出现。在中国大陆,简化汉字被统一运用于除书法外的社会生活各领域,但在台湾和海外,仍旧使用传统的繁体字。这一书写上的分歧很快演变为政治分歧。后来历任台湾当局都抵制简化汉字,并指责大陆政府抛弃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语言政治至今仍在继续,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在网络上,一场关于汉语是不是一种可以比肩西方先进语言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双方各执一词,常常情绪激烈,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笔者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无论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还是后来的汉字拼音化和汉字简化运动,都深受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学理论影响,前面已经引用了不少西方思想家和语言学家的论断,在此不妨再举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昂纳多·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在其《语言》一书中,有一个几乎被视为至理名言的论断:“文字不是语言,而只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之一。”[38]布隆菲尔德还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39]。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如此。王力就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文字不是语言。”[40]他因而反对文字表示概念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41]王力的论断对古文字学家过度重视字义、轻视字音的偏颇做法有一定意义,但把汉字看成完全是语言的代用品,似乎又落入语音中心主义的陷阱。其他著名的语言学家如吕叔湘、朱德熙等,也都对文字只是语言的复写一说有类似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