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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呼吁走出汉语研究的语音中心主义,并非否认语音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不是反对汉语文字中音素成分不断增加的趋势,而是旨在纠正笔者在若干文章中批评的汉学主义的治学方法,即使用西方人根据西方研究材料得出的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资料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于汉民族文字的性质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拓展了我们的视野的同时,也给我们戴上了无形的有色眼镜。现有的多种观点,无论是表音文字说、表意文字说、意音文字说,还是表词文字说、语素文字说和词文字说等等,都可以看到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国家的语言改革和文字政策。 笔者经过多年考察关于汉语文字性质的争论后认为,欲正确理解汉语汉字的本质和特征,我们必须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及其哲学基础———“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误区,从语言哲学(language philosophy)和文化符号学,而不仅仅只是从文字学(philology)和语音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汉语文字。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语音中心主义”本身就存在着多重问题: 其一,根据逻格斯中心主义强调“在场”优于“不在场”的观点,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看待言语和文字与使用者的关系:言语说出以后声音随风飘去,说话人离开以后言语可以被看成是不在场,而书写者留下的文字则可以看作一种在场。其二,其将语音与字母混为一谈,不区别语音的书写形式和发音本身,实际上是混淆了语音与书写。其三,西方传统和中国一样,认为会书写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字高于言语,因而推翻了“语音中心主义”的本体基础。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反思汉语文字的历史演变和本质特征。依据本文的探索,笔者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虽然汉语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字改革,语音的成分不断增加,但只要汉字不能变成二三十个表示发音的字母或语标,“语音中心论”就无法在汉语研究中像字母语言那样占统治地位,各种以“语音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方法,也注定难以逃脱其局限性。因此,笔者更看好国内学者王宁、尚杰、何九盈、申小龙、孟华、张玉金、王作新、臧克和、苏新春、潘文国、黄亚平等人从事的语言哲学、文化语言学和汉字符号学的研究,认为这是走出语音中心主义阴影、正确理解汉语文字性质的可行之路。虽然在广义的语言哲学领域语言与文字的起源问题难以定论,但汉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不是西方的“太初有言”,而是东方的“太初有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