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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此,笔者希望强调两点:其一,汉字与汉语是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日语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远古时代,日本人和许多原始民族一样只有语言却没有文字,他们就借用汉字作为日语的书写系统。由于汉语与日语分属不同的语言体系,汉字并不能表示日语的发音,只能以传达日语的意义为主。后来,日本人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两套表示语音的假名书写系统才使得书写与口语相对应。其二,汉字与拼音文字的表达不太相同。在字母语言中,思想先通过声音而后由文字来传达,而在汉语中思想则先通过意义而后由声音来传达。这是汉语和字母语言表述方式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是由很多历史因素造成的,其中许多因素已经消失,可能永远也无法追溯。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汉字更倾向于视觉化,主要是表意,其次才表音。这是汉字为何没有像大多数现代语言那样,沿着语音方向发展成为字母语言的根本原因。洪堡曾研究过多种语言,其中既有字母语言,也有非字母语言,他在研究这些语言的不同之处时,也讨论了汉语为何没有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那样发展成为字母语言这一问题。他从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出发,驳斥了那些认为从字母语言研究中得出的语言学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汉语的看法,进而找出了汉语为何没有走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发展的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汉字重视觉表意,轻语音因素。[30] 三、语音中心主义在中国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语言文字改革过程中,语音中心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巨大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其负面影响。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改革过程中,由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语言问题常常演变成政治问题,语言研究的认识论甚至转化为意识形态。汉语改革始于晚清时期,[31]自一开始,它就受到西方形而上学和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的强力影响。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接受了西方的语言观,从西方语言学视角开展汉语文字改革,并把语言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 就常识而言,语言和意识形态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但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语言和意识形态是如此紧密地相互交织,关于语言的争议常常转化为我们称为语言政治的问题。面对19世纪下半叶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冲击,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或者西方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所有中国文化的弱点完全归咎于汉语的特性。他们认为由于其独特的书写和语法体系,汉语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因而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以及不断发展的科学和民主的需要。他们以西方字母语言为参照框架,要么公然宣称,要么明确承认:汉语,尤其是其文字体系,是一种开展交流、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劣等媒介。他们因此要求对汉语进行本质性的变革。[32]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发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其主要目标就是语言改革。这场文学革命成功地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33]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语言改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言,20世纪之初的白话文运动的功绩常常被过分夸大,而无视白话文运动受语音中心论影响而忽视汉字本质特征的不足及其长久的负面后果。[34]文学革命将汉语现代化的意图并不满足于用白话文替代古文; 它号召对汉语的文字体系进行更激烈的变革,试图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或者会意字,来模仿西方字母语言。这场旷日持久的书写改革始于19世纪下半叶,横亘整个20世纪。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了笔者所称为的“语言政治”,无论是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学术意义上皆有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