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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期待，但是始终无法顺利抵达；与自己搏斗，与上帝搏斗，拒绝轻松自如地入教。古义身上透出一种绝不马虎通融的精神，一种已经具有宗教意味的真诚。前面提到的泰纳还曾在“时间的考验”一文里比较了艾略特与弗兰克·雷蒙·利维斯朗读《四个四重奏》时的不同风格。他并不欣赏艾略特为自己诗歌所作的录音，指出那是“专为亲罗马的英国国教徒录制的”，而利维斯在剑桥英文系讲堂对该诗的诵读却独具特殊的品质，那是“对宗教信仰可能性的令人激动不安的探索”（泰纳209）。利维斯对艾略特的宗教选择颇多微词，但他本人晚期的批评论著却多炽热（有时是坏脾气）的终极关怀，然而他的虔诚不能轻易纳入教会轨道。古义晚年时“更觉得凄凉”，但是他从未停止探索，从未停止“带着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劝说位于远处的某人”，也许他对艾略特的阅读与利维斯有可比之处。艾略特本人曾在比较信仰上的怀疑主义和皮罗(12)主义的差别时肯定了怀疑主义为信仰的动力一说。他认为怀疑主义——“检验证据的习惯和推迟决断的能力”——是“高度文明的特征”，(13)古义几近执拗的认真和怀疑精神实际上已经带有一点基督教文明的色彩。他没有像好友吾良和恩师六隅先生那样投入教会的怀抱，但他深感无所依凭的个人是莫大的缺憾，(14)这就使得小说中有一种中国读者可能十分容易忽略的维度。大江在访华时多次提及鲁迅，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的礼貌。鲁迅从来不会感到一个独立的、愤怒的、嘲讽的个人会有什么不足。 小说中来自山东高密的中国姑娘清清感觉敏锐，她在为古义朗读艾略特的过程中发现他并不是基督徒。古义的回答十分简短： “我没有信仰。” “那么，你也就不把愿望寄托在死后，是吗？” “也有人虽然不信仰基督教，可对自己死后的社会发展寄予了愿望。然而就我而言，已不再考虑在自己死后，世界的毁灭和核武器的废除这两者谁更可能”。(223) 这句话道出了古义一生最大的关切：核裁军乃至彻底销毁核武器。半个多世纪来核竞赛使人类一直处于危险的状态，大江坚决反对的立场在日本是极具代表意义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一般不会感到这种关怀的紧迫感。不过古义提出“两者谁更可能”，依然是发出警告，表明他并非真正万念俱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