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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语言符号学》基于对现代语言符号学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的准确把握和精到阐释，进行了系统的篇章符号学、句层符号学和隐喻符号学研究。该著在侧重从层次性角度对语言符号进行本体观照的同时，力图探究语言符号化的动态过程和机制，为语言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关键词：现代语言符号学；王铭玉；篇章符号学；句层符号学；隐喻符号学 Ontological Observation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Dynamic Examination in a Symbolized Manner--A review of Mod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precise command and subtle elucidation of the conceptual origi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Mod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has mad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discourse semiotics, syntactic semiotics and metaphor semiotics. While focusing on an ontological observation of lansigns from a hierarchical perspective, the book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symbolization of language, thereby providing a beneficial paradigm to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Keywords: mod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Wang Mingyu; discourse semiotics; syntactic semiotics; metaphor semiotics 0. 引言 自从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以来,其鲜明的方法论效力和基于学科领域对比推导最一般规律的研究视角帮助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专门研究领域发现了之前不曾涉及的众多特点和规律。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分析方法，作为元科学（关于科学的科学）必须应用的工具科学，符号学对于诸多符号意指和交流现象具有突出的阐释力。 作为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符号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符号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观点来研究语言学问题的学科”(王铭玉，2004:8)。语言符号学倡导以语言符号为本体，以符号学为方法，研究本体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于符号学的“帝国主义印象” （艾柯，1990：5）。同时，符号学最具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语言本体，从符号学最一般的理论（例如，作为“元理论”的符号学三分法原理 ）出发，研究作为符号本身的语言符号、作为语义载体的语言符号，以及人作为认识主体所解读和生成的语言符号。因此，语言符号学赋予了既有语言学研究更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作为本体的语言符号及其相关因素，而这些对于符号学的最终建构无疑大有裨益。 语言符号学的构建得益于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的学理联系。欧洲符号学传统一直强调语言学对符号学的影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西方符号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同时，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也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问题的研究视角。2000年出版的《语言的符号性》（丁尔苏,2000）就已经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语言和符号、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问题，但在《语言符号学》 （王铭玉,2004）一书出版之前，学界对于语言符号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均无明确界定。《语言符号学》“为语言符号学的创立进行尝试, 就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核心要素以及符号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与阐释, 从而尝试构建出一个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学科框架”(王铭玉，2004：v) 。而2013年王铭玉教授《现代语言符号学》 的出版，可视为语言符号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1.主要内容 《现代语言符号学》主体部分由5编（包含22章）构成，分别是语言符号学概论、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篇章符号学研究、句层符号学研究和隐喻符号学研究。如果说后3编是著作核心思想的具体展开，那么前2编则是对现代语言符号学学科定位、方法论原则和理论基础的宏观审视，是现代语言符号学学科建构的基石。 第一编“语言符号学概论”分为2章：语言符号学的学科定位和语言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该编第一章，作者通过对符号、符号学、语言符号学等基本概念的阐述，探讨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机理，剖析了语言符号学建立的现实性和学理依据。一方面，语言学对符号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语言作为典型符号决定了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可以应用到其他符号学领域。本维尼斯特将语言符号置于人文学科的广阔视阈，认为语言并非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以替代的工具，认为所有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学都必须借助语言工具。俄罗斯符号学界则将语言符号看作第一模式系统，而将其他非语言符号（文学、宗教、艺术等）看作第二模式系统，第一模式系统用以解释第二模式系统。另一方面，符号学作为一般知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彻底改变了语言学的传统研究视角，语言学研究者开始从语形、语义和语用3个方面来关注语言问题，意义问题最终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语言不再被看作名称表，语言的个别单位和整体功能开始受到足够重视。 该编第二章阐述了语言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即结构主义的态度、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常体和变体的二分观念、组合和聚合的二维思想、符号学三分法原理等，这些理论大大丰富了语言符号学的方法论内涵。结构主义是符号学分析的重要方法论特征，其核心思想是语言单位的价值观，认为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由其在既定情境中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时代普遍运用的逻辑分析原则，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能指和所指是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工具，之后叶尔姆斯列夫在语符学、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格雷马斯在叙事语义学、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和洛特曼在文化类型学中广泛使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分析符号现象。常体和变体的概念涉及符号不变性和可变性问题，文本的模式化和创造性特征是符号不变性和可变性在篇章层面的体现，在可变性特征中寻求不变性常量是符号学的根本任务。组合和聚合的概念由索绪尔首次提出，其后叶尔姆斯列夫从逻辑关系的角度认为聚合和组合分别体现了符号的析取关系和合取关系，雅各布森从篇章生成的角度指出隐喻与聚合相对应，而换喻与组合相对应。莫里斯在皮尔斯符号三项说的基础上区分了符号学的三部门，即语形学（语构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符号学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转变过程。 第二编“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廓清了语言符号学的思想发展脉络，筑牢了语言符号学的理论根基。总体来说，现代语言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有：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观和语言符号观、皮尔斯的符号的三位一体与分类理论、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三个世界与论域类型的理论、巴尔特的符号二元分析与多元解读、艾柯的符号代码理论及生产理论、雅各布森的符号功能系统与双向模式、巴赫金对于符号性质的认识及对话理论、洛特曼的模式系统与符号域理论、克里斯蒂娃对于符号互文性的认识与解析符号学、格雷马斯关于符号的结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语义分析等。总体来看，这些语言符号学理论或是语言符号取向，即从语言符号的角度研究语言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或是逻辑符号取向，即从泛符号研究角度关注符号化过程，其中也包括语言的符号化过程。 专著的后三编是专著的核心内容，其中第三编“篇章符号学研究”和第四编“句层符号学研究”体现了对语言符号这一对象本体的层次性分析，而第五编“隐喻符号学研究”反映的是对语言符号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的思索。 第三编“篇章符号学研究”是以篇章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符号研究。整体性和连贯性是篇章最为核心的符号学特征，分别对应篇章的聚合特征和组合特征。在篇章的聚合—整体性方面，专著从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及相应的实体层和形式层入手，分析了篇章的整体性特征及其符号学表现。篇章表达平面的实体层表现为语言代码系统、篇章载体属性及其包含的其他符号介质类型；篇章表达平面的形式层即篇章的内部构造，标题、开头和结尾是其中3种典型的强位要素；篇章内容平面的实体层表现为各种现实的或虚拟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世界；篇章内容平面的形式层即篇章语义内容，包括语义层次结构（命题语义、主观情态语义和伴随语义）及总体内容结构（引言—正文—结论）。在篇章的组合—连贯性方面，篇内语境、逻辑语境、语用语境和认知语境分别从表达的实体层、表达的形式层、内容的实体层和内容的形式层4个方面保证了篇章语形、逻辑、语用和认知的连贯。 第四编“句层符号学研究”是以句子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符号研究。作者对语言符号的层次进行了广义上的界定，认为语言包含准符号层次（以音位为中心）、符号层次（以词为中心）和超符号层次（以句子为中心），低层次的符号单位聚合为高层次单位，而高层次的符号单位可以切分为低层次单位。作者认为，符号学的语构、语义和语用三分法是句子意义研究的基石，应当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探讨句子问题；从符号学三分法出发研究句子意义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趋势，是对结构主义研究的有益补充，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中心主义倾向。 第五编“隐喻符号学研究”是以隐喻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符号研究。作为人们“从一事物理解另一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产生的基础是认知主体对世界万物间普遍联系的感知，任何命名活动和符号行为都基于这种感知能力。语言符号的层级性理论是研究隐喻意义生成的核心理论支撑，语言符号系统包括表达层、内容层和功能层，这种将语言符号的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研究使得隐喻化过程中的“主体”（包括建构隐喻的主体和解读隐喻的主体）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2. 简评 《语言符号学》（2004）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从语言符号的二元对立、语言符号的层次、语言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关系、语言符号的指称、语言符号的时态、语言符号的功能、语言符号的主体观、语言符号的双喻观、语言符号的可逆性、语言符号的标记性和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等方面系统揭示了语言符号的根本特征，对语言符号的本体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剖析，并对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时至9年之后，《现代语言符号学》（2013）的出版让我们从语言符号的层级化表现及语言符号化的动态过程等新的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了语言符号学的理论特色。综观全书，该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2.1 多层次的语言符号本体研究 无论是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方向的符号学，还是由皮尔斯开创的逻辑学方向的符号学，都始于对单个符号（词和词形）的研究，伊万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将这种指向个别符号的研究称为“第一代的符号学”，而将指向符号序列的符号学称为“第二代的符号学”。（Иванов, 1976: 3; 王铭玉，2013：167）第一代符号学的渊源可上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由近代莱布尼茨、洪堡特等进一步发展，研究者关注的中心是单个的符号，忽视了符号在交际中的功能。而对具有特定交际目的的句子和篇章的关注成为第二代符号学的主要特征。 篇章和句子的研究并非一直处于语言符号研究的中心，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上集中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如结构主义音位学、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符号的标记性等，分析的语言单位主要是词及词以下的语言单位（音位、词）。同时，由于这些单位不具有独立的交际功能，因此，语言符号的传统研究往往是脱离语境的，与言者无关。随着皮尔斯符号三要素（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的提出，符号使用的语境条件越来越受到符号学家的重视。相应地，语言的符号研究也应当把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置于“语构—语义—语用”多维结构中的句子和篇章应当成为符号学研究首先关注的课题。专著正是以符号学界之前很少关注的语篇层次 和句子层次作为研究对象，牢牢地把握了结构与意义相互衍生、符号与语境相互支撑的关系，由此开启了语言符号学的系统化本体研究之路。 2.2基于生成和理解的语言符号化动态研究 2.2.1 隐喻作为语言符号化机制 如果说专著对篇章和句子两个层面的研究是对语言符号本体的关注，那么对隐喻的符号学研究则将符号化过程纳入作者的研究视野，这是由于“隐喻更能说明符号产生的实质和过程”（胡壮麟，2013：Ⅲ）。随着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意义的产生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隐喻不是基于相似性的替代或比较，不是语言中偏离正常表达的修辞手段，而是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每种语言本身就已包含无数的隐喻。它们的本义是涉及感性事物的，后来引申到精神事物上去。”（黑格尔,1979:31）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决定了存在我们无法理解的实在，而隐喻思维反映了人们类推的过程，借助类推人们发现，这些无法理解的实在和既有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联系（通常隐藏在表象之下），这种联系使人们倾向用隐喻化的语言描述新的知识。隐喻化的语言描述很可能带有前科学性质，但其“对科学概念及范畴的重构、新理论术语的引入乃至整套科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大拓展了科学理论陈述所提供的意义空间”（郭贵春，2007：12－13）。因此，隐喻为人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的方式，隐喻化过程反映了人们认知事物的过程，反映了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范畴化和符号化的过程，本专著的隐喻符号学研究打开了从符号视角探寻语言隐喻化工作机制和符号意义生成的途径。 2.2.2人作为语言符号化主体 无论是篇章层面、句子层面的符号学研究，还是隐喻的符号化过程研究，本专著都始终关注语言符号化的主体（言说主体和书写主体）因素。说话人（作者）和听话人（读者）均以创造性主体的姿态被纳入语言符号研究的视野，这是由于说话人（作者）和听话人（读者）的认知结构、认知相关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语言符号化的过程和结果。符号的生成和理解不可能排除人的因素，任何对语言符号意义的探寻都必然走向对符号使用的动态考察。在篇章和句子层面，人作为符号化主体，其交际意图、百科知识背景等因素直接决定着语言符号是否具有意义的连贯性以及语言符号是否能够被正确理解。而在隐喻化过程中，人作为符号化主体，其社会经历、生活环境、思维方式等因素直接影响了隐喻的构建和解读。人是语言符号的使用主体，对人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看清符号化的实质，真正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问题。 3．结语 作为王铭玉教授“四十年四阶段研究计划”（王铭玉，2013：600）中第二阶段研究的重大成果，《现代语言符号学》是对第一阶段奠基之作《语言符号学》的科学发展。在《现代语言符号学》中，语言符号学的学科内涵得以层次化和系统化，研究对象更加鲜明和直观，研究视角更加丰富和多元，结构与意义这一语言符号学的核心主题得到了凸显。面对结构与意义共存共促的符号世界，无论针对词以下的语言符号单位还是篇章和句子等词以上的语言符号单位，无论针对静态的隐喻化结果还是动态的隐喻化过程，符号学的方法将始终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寻找“结构与意义”的真相。 参考文献： [1]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емиотики в СССР. М.: Наука, 1976. [2] 艾柯. 符号学理论[M]. 卢德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3] 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北京：三联书店，1999. [4] 蔡曙山. 论符号学三分法对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影响[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0－58. [5] 丁尔苏. 语言的符号性[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 郭贵春. 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7] 黑格尔. 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胡壮麟.序[M]//王铭玉. 现代语言符号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I-IV. [9]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0]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 王铭玉. 现代语言符号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