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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可以理解为作品之间的对话，古人、今人与来者的对话。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一张强权之网或纯语言七宝楼台，反之，它建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历史的维度，又不乏作者个人的主体特色。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别了！我的书》（2005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法文系，他的小说创作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往往有互文性的特征。但是大江在自己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对话中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独立性。 一 假如《愁容童子》（2002年）是大江与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对话，那么它的续篇《别了！我的书》是作者与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的对话。后者的故事情节始终与主人公阅读艾略特诗作《小老头》和《四个四重奏》的经历、感受交织在一起。 《别了！我的书》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是一位有成就的大作家，可以被认为是作者大江的化身。互文性是他有意追求的写作特色。他曾经这样说：“早在我刚开始写作那阵子曾有一位前辈鞭策我，‘要写互文性小说’。目前，我要解读出那些正是互文性小说要素的、包括人事在内的所有一切的、微小的、甚至有些奇态的‘征候’，并将其记述下来。”①此前古义（在小说中与“古义人”通用）告诉他儿时的朋友、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椿繁（也称繁），他要写一部“非同寻常的大厚书”，其整体内容可用“征候”一词概括。繁听到这词后问：“choko?是自传吗？”译者在此加了一条注释，指出日语中“征候”和“长江”是同音异义词，都发音为“choko”(275)。古义没有给予直接的回答。他自己的名字“古义人”在日文中发音为“cogito”，即笛卡儿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中的“我思”。②这时他又思考起来：“刚才所说的“征候”，首先就是sign，叫作表现、标志、征候……然后则是indication，好像也可以理解为行情、证据、疾病的症状等语义……也可以理解为symptom，作为预兆和标志，用于不希望出现的负面事态”(276)。也许小说既带有自传的成分，又是对“负面事态”的预警。叙事者古义要以自己的经历来提醒世人，国际上某些事态是不祥前兆，它们似乎指向“一条无可挽救的、不能返回的、通往毁灭方向的道路”(276)。古义信奉存在主义的“介入”之说，他个人的生活轨迹始终离不开战后日本政治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小说终章的题目就叫“征候”，可见“征候”或“长江”确实在作者构思作品时占有主导地位。该词很可能来自古义一直在读的艾略特的早期诗作《小老头》第17行——“征候现在被人看作奇迹。‘显个征候给我们看看！’”在原文中，“征候”一词用的是“sign”。“显个征候给我们看看！”③是不信耶稣的法利赛人的叫喊，他们要耶稣施神迹以显示自己的神性，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着神迹。”④在小说中，“征候”既是以战争为基础的世界新格局里的乱象，也是一次爆炸事件，它不妨理解为古义和他的同伴们发出的警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