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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洛古勃对形而下的意义上的死亡的关注程度不如鲁迅 不能说索洛古勃缺乏对形而下的意义上的死亡的关注，他对火山爆发后普通民众乃至奥尔特鲁达女王本人死亡具体过程的描写，满含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尽管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完全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拟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国度。然而从整体上而言，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充盈着对于死亡的极富哲理性的讴歌，这使得他对形而下的个体死亡的描写处于弱势，关注程度自然显得较差。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死神的蕊子——两个少年的故事》对于两个少年死亡的描写，简直成为一种“行为艺术”，尤其是柯里亚不但成为哲思主体，而且成为审美对象。 中国普通民众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也就必然缺乏形而上意义上的对死亡的认识。所以一方面回避死亡，另一方面又将死亡看得很随便，未将其提升到哲理层面进行思索。这一社会现实使得鲁迅不得不对于形而下意义上的死亡给予了更多的论说与关注。 鲁迅说：“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50]而他自己就“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51]此处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人的生命被统治者随意处置的愤懑，正是由于统治者视普通百姓的生命如蝼蚁草芥，导致他们自身对自己的生与死的麻木，甚至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自杀大国(并且至今仍雄踞此一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鲁迅本人对死亡的时或达观也是环境使然，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52]说得更为明确一些，乃是中国特色的国情使得他无怖于死——形而下意义的死。 正因此，他“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53]虽说“拼命的做”带有使生命更有意义，从而与生命价值相关联，蕴有形而上的质素；然而从其整体语风和感情色彩而言，仍是一种形而下意义上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冷漠——中国的社会现状使得他对自己的生命也爱不起来。 至于鲁迅作品中所表现的大量死亡，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极力发掘形而上意义，乃至具有崇高意味的死亡者，如耶稣、夏瑜、魏连殳一类较少，表现弱者的形而下意义的无奈死亡者如祥林嫂、阿Q、孔乙己、宝儿、华小栓、顺姑、吕纬甫之幼弟一类较多。鲁迅将此种形而下意义上的对于生命死亡的悲悯扩展到动物界：被黑猫吃掉的小白兔，被老鹰吃掉的鸽子，被马车轧死的小狗，被蝇虎咬住的苍蝇，……都引起他无量的哀痛，他们都“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54]地彻底泯灭了。倘若说鲁迅对于死亡的形而上的赞美表现出他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思索的深邃，那么他对于死亡的形而下的控诉，则表现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感情的博大。鲁迅的“二律背反”的死亡观，使得他超越了索洛古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