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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名著”是一项贯通中西、跨越世纪的伟大工程，通过摘编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以及商务人的讲述，可以还原部分历史细节，从字里行间体会他们对于这份事业的执着与热爱。正如老一辈所说，商务的财富很多，要花力气发掘，也要有所作为。 “抢购的群众挤破了柜台” 林尔蔚(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 林尔蔚在接受《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的访谈 我是1950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时不到18岁。先是在工厂做工人，然后调到人事科管劳动工资，接着是办事处。解放以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从上海迁到北京。1957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的任务是“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同年4月，陈翰伯从中宣部来到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编辑，他曾风趣地称第一项任务是“洋务”，商务就是搞洋务。我也是在那一年离开上海的办事处到了北京，在人事科负责搞“审干”。原来说让我做陈翰伯的秘书，后来没有正式宣布。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馆址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包括以前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书局、版本图书馆都在那个地方办公，叫做“十号大院”。 1963年，陈翰伯主持制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到1966年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500多种。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西方名著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陈翰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方面，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一定的口径，在出版时增附前言、导言，有的还用“内部发行”的方式。比如《麦克米伦回忆录》，按例也加上了这样的导言，后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要把这本中文版的传记作为礼品赠送，为此馆里专门做了一本删去导言的定制本。1959年出版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配合当时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而出。这本书后经过重新翻译，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些名著请的是“靠边”的“右派”学者翻译，出版时不能署真名，只好用笔名。马元德先生翻译的《西方哲学史》，起初用别的名字代替，等到重印时才改了回来。 1979年底，当时有人让我留在文化部、出版局，我说不去。后来陈原找我，说你还是回商务印书馆吧，我就回去了。1980年元旦过了以后，我回到了商务，当总编室主任。过了一段时间，我当了个副总编（1981年至1982年）。那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最早是三联书店一个很大的规划，陈翰伯来了重新整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即1958年至1962年翻译的名著），经过广泛走访、调查研究，从原来的大规划中遴选，编制了一个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十年规划（1962—1972）》草案，并在学术界广为传阅。一方面请专家学者就书目得当与否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继续“认译”，或推荐翻译人选。书目有一千多种，分为哲学、经济、社会主义学派、政治学、法学、语言、历史、地理等九类。后来小平同志提出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对出版业来说，“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在“文革”中停工的汉译学术名著拿出来出版，“改革开放”就是反对闭关自守，要出外国书，更要出外国名著。 当时商务的书稿很多，有萨特、尼采等，也有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们把库存叫做“水库”。而实际情况是，稿子多、口子小，书出得很慢很少，也不成系统。因此，如何出名著?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后来陈原决定，按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方式出书。讨论选题的座谈会开过多次，如赵宝煦、潘汉典、王太庆、王玖兴、洪汉鼎、何兆武、戚国淦、陶大镛、汝信、王子野等都参加了。个别走访也不少，很多北大的老教授像贺麟、朱光潜、陈岱孙等都在那儿琢磨。就这样，书目很快出来了。 这套丛书得以出版，一是学术界有需求，希望商务印书馆去做这样的事情;二是馆里的老编辑们也想补偿“文革”的损失，热情很高。商务印书馆琉璃厂的门市开张时，抢购的群众把柜台都挤破了。我原来的想法是，发行部门保留400套丛书以应急需，但因为读者的购买热情，最后一套也没有留下来。在第一次国际书展上，我们展出了第一辑、第二辑的样本，受到邓力群同志的肯定。此前出现过一些不太赞赏的声音，有学者甚至批评说“误党误国”、“误人子弟”，但现在，商务人不再心有余悸，安定了许多，增加了信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是由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共同促成的，是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和学界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但是汉译名著多得不得了，标准也不一样。我们自己弄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些方面如心理学、哲学等还要扩充。上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全世界算是数一数二，靠的什么?将来要继续发展，靠的又是什么?我认为是它的历史和传统。那时的作家、名人都在我们这边，出的书也好，离开了商务的传统还能做什么呢?商务印书馆过去把外国的文明引进来，同时也光大中国文化。商务的财富很多，但是要花力气发掘，语言和社科都要有所作为。 “价值并非印数可以衡量” 王新善（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 “汉译名著”出版260种座谈会 1984年年初，商务印书馆新党委成立后，制订了一个包括十项任务的工作计划，其中第一项就是“1984年上半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各类书籍的长远规划”。 陈原当时已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与总编辑之职，但仍担任顾问，他对七年选题规划(1984—1990)十分重视，曾三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1984年2月，在馆内编辑办公会上；1984年6月，在全馆编辑出版干部会议上；1984年11月，在香山商务印书馆七年规划座谈会上)，对制订规划的意义，选题的原则、范围，以及方法和步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步，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也不免带有偏见……”“规划要表现出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学术性(不是学院式)的出版社。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满足提高的需要方面……” 为了调查、分析商务印书馆自1958年以来各类图书的出版情况，特别是国内外有学术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由熟谙英、俄、法、德、日等语种的编辑和资料人员组成了一个书情调研组。他们花了两三个月时间，走访了北京图书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有关机关的资料室。当时整理了一份国外出版的世界名著分类统计大全（主要参考日本平凡出版社的《世界名著大事典》)，全世界的各学科名著共有4650种，分为哲学、美学、自然科学、宗教、历史、人类学、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地理、语言十大类。 从1984年3月开始，编辑部又陆续派出了13个调研组，分赴西安、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18个城市的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就出版规划征询各方意见。为期4个月，共有700多人参加座谈，其中既有老教授，也有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他们的建议和调研报告，对前期的规划草案做了补充和修订。 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又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这是解放以后商务印书馆召开的最大型的一次。会议在香山别墅开了三天，被邀请的主要是在京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中外语文方面的学者，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出版局、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单位的同志102人。为了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会后在规划古典学术著作方面着重补缺，当代学术著作有定评的也尽可能予以收入。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规划是“七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确定翻译出版的各类世界学术名著数量达到384种。事实上，“名著规划”早于“七年规划”。1980年初，陈原向上级提出重印严译八种、林译十种和世界学术名著100种，这份报告得到了出版局领导陈翰伯、王子野的同意。从此，规划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列入议事日程，并付之实践。 在陈原的牵头下成立了工作小组，由林尔蔚、高崧、季元组成。为了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85周年(1982年2月11日)，馆里决定缉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经过书目选辑、纸型整理、总序编写、封面设计、宣传推广，以及印制等，1981年6月开始出书，于11月初全部出齐。 在编印第一辑的同时，工作小组又开始准备第二辑的书单。除了以往的古典名著外，还收集了一些最新出版的重要著作，如《雪莱政治论文选》、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罗宾逊等人的《现代经济学导论》、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经济学》、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等。截至1997年，即商务印书馆建馆100周年之际，这套丛书出版了7辑，共300种世界学术名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面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特别是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初版印数控制在3500—5000本，但很快就售罄了。以《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德国进步历史学家戚美尔曼所著）一书为例，成仿吾先生的读后感是“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值得借鉴的”。各地的大学生们也是按耐不住，盼着一睹为快，纷纷来信表达喜悦与感激之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李黎写道:“看到你馆最近新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感到非常高兴，同学们让我代笔，特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盼能传播更多现代、当代的世界学术名著。”吉林大学的张小天则表示：“闻之贵馆正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今日之激动及往日之敬佩中，我高声欢呼!” 1982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八版刊登了黄裳先生的一篇文章《盛况的变迁》，其中讲到上海新华书店新辟了一个文史哲书刊门市部，盛况空前，许多人在抢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者对于读者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如饥似渴的表情感到吃惊，“扎实的寻求知识的热情逐渐取代了追求刺激的畸形的好奇心。”1986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三版发表了专题文章，题为《放胆“拿来”世界文化》：“……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去年年底已出版三辑，共一百五十种，荟萃几千年人类思想史上留有痕迹的作品，学术价值极高。这类出版物印数虽不大，但考虑到对我国文化界的震动性影响，考虑到十年、数十年后的‘滞后效应，它们的价值确实是无法用一般仅几千册的印数来衡量的。”  ▲ 书展上的“汉译名著”因其标志性的颜色而特别显眼 “出版社既出书也要出人” 李霞（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 在保证图书的质量与品质方面，作为出版方的编辑的素质与能力之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如果用周扬的话说，翻译出版一部学术名著，犹如建造一座高楼大厦，那么编辑在这一工程中，是设计师、装修工和审查员。 商务的编辑力量在出版界是名声在外的。当年的老商务编译所汇聚并培育了许多学贯中西、有术业专攻的人才。有人将其比作“博士后流动站”，各路精英学业有成后到这里初显身手，砥砺磨练，随后蔚然成才，发扬光大。建国后的新商务，经合并、重新组建等一系列改组过程，虽然人才较之二三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已没有可比性，但经陈翰伯等领导人的苦心搜罗，仍汇聚了不少胸怀学识的才俊。到改革开放之后，经年来又培养出了一批既有专业素养，又有扎实的外文功底的编辑人才。其中如顾寿观、马清槐和黄子祥等人，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近十几年来，更调入和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了许多高素质、高学历的专业人才担任外国名著翻译出版的工作。 2012年，商务印书馆在之前著作室、译作室和经管室的基础上成立学术出版中心，下设四个编辑室:哲社室、文史室、政法室和经管室，中心各室的核心业务之一就是分别负责“汉译名著”相关学科译著的出版。学术中心的编辑继续保持着商务“学者型”编辑的特色，其中不乏文史社科方面的博士和硕士，一些编辑本身就是在某个学科中颇有专攻的学者。 解放前的老商务素有“育才馆”之称，在商务内部，培育人才的机制和氛围早已形成传统。陈翰伯有句名言，“出版社既出书，也要出人。”而且他还切实地建立了一套培养编辑的机制。当时，大部分编辑，包括陈翰伯自己，对于要翻译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都比较陌生。陈翰伯“想了个主意：读四史。这四史我指的是‘洋，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我立刻啃起这几本书来了。我这么啃，竟然带动编辑部的同志也都啃起来，对以后大家熟悉业务，倒是起了点作用。”编辑们通过学习“四史”，对各门学科史有了基本了解，“认清门牌号”之后，逐渐能更恰当地把握名著的地位和分量。陈翰伯要求大家填写“读书月报表”，创造出好学重问的学习氛围。他还要求编辑通晓一至两门外语，鼓励编辑进行翻译练笔。新编辑进馆，先要到“翻译组”锻炼一段时间，练习翻译。陈翰伯认为，只有编辑自己能做翻译，才能更好地处理译稿。 同样作为老出版人的陈原，同样深知一支好的编辑队伍对于出版工程的重要意义。在重新建造“文革”后的商务的几年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培育和提高编辑队伍的业务水平。这其中包括出版《馆讯》交流信息；设立编辑每年一个月的读书假制度；设置“评书会”，选近期所出书之重要者评论之；举办各种编辑讲座和知识讲座。例如1981年开始的编辑讲座就举行了九场，陈原做第一讲《编辑的社会责任和自我修养》，之后高菘、吕叔湘、任永长、王仿子等先后登台。这些讲座不仅使本馆的编辑受益匪浅，还吸引了其他出版社的同行们来听。 以后商务的各任领导人，都很强调编辑的学习。例如每年的读书假制度这一传统至今仍保存着，在读书假之后，要求编辑写出读书报告，并在馆内刊物上进行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商务还延续的一个学习传统是组织各种报告会、举办各种知识讲座等形式，或请馆外专家，或请馆内编辑，组织大家研究问题，了解学科进展。商务鼓励编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加入相关专业协会，一方面通过与学者的交流提高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便于加强与学界的联系。不少编辑本身就是某一行业的专家学者。 不少编辑是在商务这种学习氛围中成长为能编、能写、能译的专业化编辑的。在商务副总编辑任上退休的胡企林就是这样成长为优秀的经济学专业编辑的。胡企林当年跟随陈翰伯从中宣部的《学习》杂志调到商务。由于当时陈翰伯要求编辑必须利用一段时间学习“四史”，“于是，就在那个到处热火朝天‘大跃进，的年代，我幸运地得到了一张平静的书桌、饱餐了一顿精神食粮。”商务还重视通过各种业务实践让编辑得到锻炼。胡企林说，他就是通过完成给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写译序的工作，而萌生了对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兴趣和学习的愿望。而他以后的工作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有段时期，他甚至住到馆里，读书、练笔。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他利用与专家、译者建立起的联系，经常登门请教，得到了如李宗正、陈岱孙等教授的很多指点和帮助。陆续撰写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序言、跋文和出版说明等数十篇，独译和合译十九种。 “以老带新”和互相交流都是馆内建立的行之有效的育人机制，商务为此建立了新编辑上岗培训制度。新入馆的编辑要先有半年时间学习编辑业务知识，由馆内各部门的前辈老师和馆外专家集中上课培训，同时还需要在营销和校对等其他部门进行实习培训，之后再入编辑室上岗。同时为新编辑设立导师制，指定由编辑室的一位有经验的老编辑在业务上负责指导新编辑，为期两年。在这种传带与交流中，传递的不仅是各种业务知识，还传承着这个编辑队伍中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和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奉献精神。这是一个有传统的出版社的内部价值体现之一。 注：本文原载于2016年3月4日《文汇报 · 文汇学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