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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超拔的“死的赞美者”——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二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化学刊》2013年3期 李春林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鲁迅盛赞索洛古勃是“死的赞美者”。鲁迅本人亦如此。两人都乐观地直面死亡,都能从形而上的本体论层面对死亡进行表现和思考;都认为死亡是对恶的抗争与终结;都将“死”视为追求自由和创造新天地的工具,视为“爱”的等价物;均通过死亡仪式的描写,强化死亡深藏的意义与功能。两人也都认识到死亡的负面意义;都用死亡描述和概括自己所处的专制社会的状态。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索洛古勃的死亡观受到基督教和西方其他宗教及神话的深刻影响,鲁迅则更多地基于其生物学的人生观和进化论;索洛古勃对形而下的意义上的死亡的关注程度不如鲁迅;两人对待自杀的态度不同;在阐释死亡时对于先觉者与民众的关系的表现不同;探求死亡意义时彼岸此岸场域的立足不同;最大不同是鲁迅对于死亡始终持唯物主义的态度。鲁迅死亡观存在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律背反,正因此,他超越了索洛古勃。
    【关 键 词】鲁迅/索洛古勃/死亡/形而上/形而下
    【作者简介】李春林(1942-),男,河北玉田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鲁迅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辽宁沈阳110031)。
     
    死亡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生活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事实上包蕴着人对自身的形而上的思考。只有深刻地理解了死的意义,才会领会生的意义,从而“在有生之年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获得最好的自我实现。”[1]作为人学的文学,历来将死亡视为自己的重要表现领域,在而那些别具哲思的文学大家,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死亡问题进行了迥于常人的深刻思考,从而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哲学蕴含,并因之对于人与社会更具启示录般的意义。鲁迅曾说索洛古勃“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2]。其实鲁迅亦如是,他们都是超拔的“死的赞美者”。
    
    (一)鲁迅与索洛古勃都对死亡持一种从容、淡定、自然、达观的态度,乃至乐观地直面死亡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别雷曾这样评价索洛古勃:“他是吟唱死亡的歌手:但他却是用轻柔的悼词、高昂的激情讴歌死亡……”[3]索洛古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对于死亡表现出一种从容和淡定,乃至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眷恋,如《创造的传奇》中的奥尔特鲁达女王。女王认为,“死神从不骗人。只有死神不骗人。”[4]在索洛古勃看来,“死亡才能使人摆脱恶俗的生活”,“只有死亡才能给人以终极的美”[5]。奥尔特鲁达女王甚至将死亡同人的肉体的美、情欲的美相链接,死神在她那里居然会呈现出美丽的面容,使得她向死神问候:“你好,亲爱的死神!”[6]她渴望死亡,“就像一个女人渴望和爱人交合一样。”[7]这很有点三岛由纪夫的意味:他认为做爱与死亡乃是人生最美丽的两个瞬间。死亡在索洛古勃那里不独具有丰厚的象征意义,并且成为审美对象。
    索洛古勃对于死亡的赞美有时甚至以对于致人于死的罪恶的批判开始,最后的终结却是对于死亡的肯定。例如,短篇小说《死神的蕊子——两个少年的故事》写的是少年万尼亚引诱另一少年柯里亚自杀并且最后自己亦同归于尽的残酷故事,对于万尼亚外貌的丑陋与内心的罪恶的刻画不遗余力,然而,愈到后来,万尼亚对于死亡的思索愈带有索洛古勃本人的色彩:“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可恶,……在这儿你吃喝不了多久,就会死,这儿你得依赖某些蠢货给你一点吃的。可那儿却是自由王国。”[8]在他的启发下,柯里亚的思索更为深沉:
    ……万尼亚赞颂死亡,赞扬阴间的生活。柯里亚听着也就信以为真。对柯里亚来说,大自然变得愈来愈易于被忘却,死亡却变得愈加使他神往与感到亲切。死,它是那样令人慰藉,平静,它消除人间的一切悲哀与不安。它使人得到解脱,它的允诺永远不会变更。人世间没有任何女友比死亡对人更忠诚,更温存。[9]
    这业已是作家本人的倾诉了。它是作家关于死亡的思考与态度的外射。
    另一短篇《征寻死神》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上来看阴森、恐怖,征寻死神者与假扮死神者同时真正地死去,然而最终的结局是二者同时从困境的解脱。同样是对死亡的肯定。《吻中皇后》的皇后通过被杀得到了人间最长的被抚爱,杀死他的士兵在她的尸体的搂抱下满足了他所向往而此前一直未能实现的对于她的欲望。死亡成为满足和最终解决人的执着而强烈的爱欲的最佳形式。《开窍的姑娘们》中的一个姑娘想将新郎在台阶上留下的足迹(纯属想象,新郎根本未来)“亲吻一遍,然后就辞别人世!”[10]与前篇异曲同工。
    不仅仅鲁迅盛赞索洛古勃为“死的赞美者”,周作人亦发出同样的感叹:“索洛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11]
    对于作为现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死亡意识,鲁迅很早就从现代医学和哲学中有所接触,特别是它所敬重的某些作家、艺术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克、凯绥·珂勒惠支等人的创作中有关死亡的思索与表现,对他有深刻的触发。而索洛古勃的死亡主题,也引起了鲁迅的高度关注。从而使得在对死亡的认知与表现方面,两人有诸多相似之处。
    鲁迅说:“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十分甘愿的。……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12]所以,他认为“‘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13]此种对待死亡的达观、正视的态度,乃是他能超越死亡、获得对死亡形而上的认识的前提。
    由于鲁迅的死亡观与其生命观的紧密胶着,他在死生互动中思考与理解死亡,从而超越死亡,创造新生。在《起死》中,鲁迅借庄子之口说道:“活就是死”、“死就是生”,因之死与生在鲁迅这里业已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而“现代科学的死亡意识本身就包容着摆脱旧体、创造新生、积极生存的含义。”[14]就其死亡意识包括着创造新生的含义而言,鲁迅与索洛古勃是一致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独特的哲理思考,都达到了现代科学的关于死亡的认识,并且使死亡成为人诗意地生存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野草》中,鲁迅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本体论层面对死亡进行表现和思考,饱蕴着现代意识。在《野草·题辞》中,鲁迅对死亡的赞美达到了极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15]“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16]在这里,死亡成为生命的证实,成为生命实现其价值的媒介与参照,死亡就是新生。所以,鲁迅高歌死亡:“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17]甚至竟然用佛家语“大欢喜”来表达对于死亡的满足与惬意,可谓对死亡赞美的独标一格。是对死亡的拥抱与超拔。此处的死亡明显带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意义,呼唤新的生命与创造的意义。在鲁迅看来,个体生命的死亡,乃是人类生命永恒的链条的一部分。在这里,鲁迅与索洛古勃的死亡观念发生和鸣,只不过后者主要是在象征主义和神话世界里予以体现,而前者不独亦有象征的意味,更有现实实践性的品格。
    鲁迅晚年《死》中的对死亡的高度理性认知,《女吊》中的对女鬼的倾情深沉赞美,都延续着鲁迅对死亡的哲思与情思。诚如竹内好所言:“在晚年,鲁迅超脱了死;或者说他是在与死作游戏”。[1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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