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审美经验对构建生态公共视域的作用 我们上文所述的生态真理观、生态价值观，本质上仍囿于个人意识的领域，生态真理观、价值观，不仅需要人们在个人意识领域中建构自然对自我的构成作用，也需要将这些观点的核心向度形成为人类的公共视域或共识。生态危机的形成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有构成一种世界性共识或世界性的公共视域，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现象学重新发现了个人视域与公共视域之间的关系，厘清了认识论的前提及其有可能导致的后果。现象学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个人视域之中。因此，个人视域是我们探索外在事物的唯一依据。同时，由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不仅是自己的世界，也是公共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就是公共世界中切下来的一部分，“对于赫拉克里特来说，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苏醒，它为单个的人开启了一个对所有人而言的共同世界。这同一个世界是存在的，因为局部世界完全是从其他世界中切割下来的”(15)；因此，公共视域也是形成个人视域的前提。而公共视域的形成，奠基于上文所说的个人的开放态度，但开放态度并不必然会形成公共视域，只有许多个体形成对话，并在对话中取得共识，公共视域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在个人视域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公共视域，关键的一环正在于对话的形成。通过对话，不同的个人视域达成共识，形成不同范围的公共视域。对于生态意识来讲，要将生态真理观和生态价值观构建为一种新的世界性的公共视域，需经如下步骤，而审美经验对构建生态公共视域的作用也正体现在这些步骤之中： 第一，在个体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个体对构成自我的元素进行反思，意识到自我的被构成性，并进而意识到正是自然、传统、文化、语言、历史及自我的经历等一系列前提构成了自我的现状，在这一对自我构成性的反思过程中，个体的人意识到自我的有限性及这一有限性的来源。其中，自然作为自我有限性来源的一种因素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对自我有限性的理解与反思构成了个体的人开放自身的前提，这一过程构成了个体对真理追求的起点，也构成了个体充实性价值观的起点。 第二，在个体开放自身的前提下，个体的人进而意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也有着自身的被构成过程，而他者的生活世界不同于自我，这种不同来自于他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及历史等因素，进而，他者也是有限的，他者的有限性决定了他必然也会开放自身，进入真理。同样的，由于他人构成了自我意识相关项，对他人的想象也构成了充实价值观的一部分。 第三，在自我和他者开放自身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形成对话，二者的个人视域逐渐融合，构成相对的公共视域。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公共视域逐渐形成。在公共视域形成的过程中，某些决定着人类意识的元素逐渐被人们所把握，处于共同文化体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某种传统、语言构成了“我们”，而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共同体中。“我们不可能回避将决定我们命运的共同体，犹如不可能通过低头躲闪就希望雷电不加害于某个人一样。”(16) 第四，相对的公共视域仍有着自身的被构成性和有限性，因此，这些相对的公共视域会继续对话并形成更大的公共视域。也就是说，当人类以对话的姿态反思人类文明的最终来源时，就会发现人类文明所使用的基本工具是语言，而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由人所创造的工具，人们只能使用语言进行思维，但是，当人们用语言进行思维时，也就意味着人类只与自身的创造物进行对话，也就是说，人们的对话，在一种极限的层次上，只能是人类与人类自身的对话。在这一对话中，缺失了关键的一极——自然。语言的使用，导致了人们的对话不再指向自然，而只指向意识本身：“形象书写系统——象形文字系统、表意文字系统以及别的字符系统，必须依赖于我们对开放的自然领域的原初感知，只是随着音标字母的出现，以及古希腊人对这一系统的修正，使得被记录下来的图像失去了和更大的表意系统的联系。现在，每一个图像都被人类严格地指向某物：每个字母都只单纯地与人类的手势和嘴唇有关。这一图像系统不再具有向更多非人类系统开放的窗口功能，而只是变成人类自身形象的镜子式的反映。”(17)正是在这样的图像系统中，通过语言，人类的意识变成了自身的独白，而自然在这一独白中沉默了，人类只是在与自己对话。可以说，人类文明只能用语言作为其思维工具，决定了人类的思维最终必将陷入人类的独白，而不是人类与自然的对话，这是所有人类文明的本质，也决定了人类的文明本质上就具有忽视自然的整体倾向。只有对这一倾向有足够的反思，人类才有可能形成尊重自然的生态文化。当然，人类只能用语言来思考，这是人类的本质，也是现象学思维的限度。现象学作为认识论的反拨，本质上是对文明的反思，但现象学对文明的反思，仍处于语言的框架之中。从这一角度来讲，生态现象学对人类之外的生物智慧的发掘(18)，一方面是现象学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现象学过于强调文化和语言对人类的决定性作用的反思。 最终，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形成了最终的公共视域：在所有那些构建人类的元素中，有一个元素参与构建了所有的人类文化共同体，这一元素就是自然。因此，一方面，自然是人类的终极限制，人类起源于自然，人类的能力归根结底都由自然所构建；在这里，“先验现象学恰如生态学一样，也是一种反叛性的科学：它削弱和相对化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有效性诉求，指出：自然科学的事实是在一个沉默的、尚未特意专题化的、然而又始终在先作为前提的基础(即生活世界或生活世界的经验)之上的高层级的思想性构造物”(19)。另一方面，自然不仅构建了人类的能力，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同样也是构建人类意识的元素之一。人类不过是自然生态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同样也是人类生存的宿命。因此，作为生态环链中的一员，人类的行为必须顺应生态环链对自身的规定和生态环链运行的规律。这样，生态文化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公共视域。 可以看出，在上述对话的过程中，审美经验所构成的对自我有限性的经验，正是对话得以进行的动力，正是对自我有限性的意识，才使得人们去开放自身。可以说，“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不是这样一个计划吗?这个计划要求从有限性中爆破出来，以及在理性的自我形态及世界形态的无限视域中觉醒过来；而相比之下，对于生态哲学来说，任务在于重返大地，重返人和自然无所不包的大地的家，走向自我满足和自我限制。人在将来不应该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应该仅仅成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名普通的市民成员。”(20) 由是可知，现象学思维方式对生态文化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现象学的视野中，审美经验构成了生态真理观和生态价值观的基础，构成了形成生态公共视域的动力。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现象学反思同样也有着自身的局限与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通过有限性促进人类的开放态度，在许多人眼里，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不必然会形成开放的态度，在这个地方，现象学仍有必要继续论证。另外，通过生态的考察，我们发现语言的独白本质，这实际上是生态问题对现象学的提升。从这一角度来讲，生态文化视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象学的反思。如何冲破人类语言的边界，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对话，只有回到隐喻性思维之中，在这里，现象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就开始捉襟见肘了。不过，那是另文再论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