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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能做什么? 这是《文学在危难中》这本书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文学的功能并非一个新问题，自从19 世纪科学迅猛发展以来，文学就逐渐边缘化，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法国，人们的感觉尤其痛切，因为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学传统、作家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国家，而如今沦落到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谈论文学: 每年11 月份是法国集中颁发文学奖项的时候，当问到文学奖的作用时，人们就会回答说: 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谈论文学，因为发奖了。但是，仍有一些热爱文学的人不停地呼吁: 热爱阅读! 托多罗夫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来自东欧的、曾经是形式主义急先锋的文学理论家对文学脱离现实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体会。他顽强地守护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家园，摆脱形式主义的精神枷锁，奋力挖掘古典主义的精神资源。他说，诗人的词语，小说家的叙述，“可以赋予我所体会到的感情一种形式，理顺构成我的生活的细小事件之流。它们使我有梦想，使我因不安或绝望而颤抖”，“文学可以做的事很多。当我们陷入深深的抑郁的时候，它可以向我们伸出手，把我们引向周围的另一些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它首先不是一种精神治疗的技术，而是在揭示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小说给予我们的并不是一种新的知识，而是一种新的和我们不同的人交流的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比科学更大的道德意义。这种经验的最后的视野不是真理，而是爱，人类关系的最高形式”，因此， “接受他人的观点来思想和感觉，乃是走向普世的唯一道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理想”( 《文学在危难中》，第71、72、77、78 页) 。文学之为用可谓大矣! 托多罗夫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以极其温柔的笔触谈到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兹维塔耶娃等伟大的作家，说他们“在人类命运方面给予我们的东西至少和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一样多”( 《文学在危难中》，第73 页) 。上下求索，今是昨非，不惧“翻云覆雨”、“朝三暮四”、“秋后算账”等大帽子，托多罗夫毅然而起，以过来人和局中人的姿态观察法国今日之文学及其批评，其殷切的期望可以想见。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对文学深刻的体认和纯真的热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法国还有托多罗夫一类人的存在，让我们想起来就感到心中涌起一股融融的暖意。 法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回归”的倾向，例如回归历史、回归故事、回归社会，曾经受到新批评激烈攻击的圣勃夫、朗松等人也得到重新评价，总之，开始回归传统。所谓回归传统，并非复旧，而是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传统，例如罗兰·巴尔特在1984 年就曾经说: “先锋派可能错了。”从托多罗夫的观察看，这种回归的趋势还不太稳定，还可能或已经朝着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倾斜。8 说问题不在于彻底铲除这三种主义，三种主义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否则文学及其批评的发展不会是健康的。法国上个世纪初的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持“三种批评”之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 “这三种批评( 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 都有各自的‘地域’、‘气候’、‘物产’和‘居民’。它们一直为居住权争吵不休，甚至还明里暗里怀有吞并对方的野心。不过，蒂博代先生认为，这种争吵是生命和健康的标志，一旦它们停止了争吵，三分天下归于一统，批评就要遭到灭顶之灾，整个文学共和国就要崩塌了。”托多罗夫的观察或警告，当以此种精神视之。当然，托多罗夫针对今天法国文学及其批评痛下针砭，我认为不仅冷静，而且深刻，足以令我们从外面观察的人深长思之。他认为必须加大恢复平衡的力度，让文学及其批评的生态从传统中获得成长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