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来看，这一学说的意义尤为显著。从柏拉图以降的理性主义者之所以无法超越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原因就是他们都把感性和理性视为两种基本的认识能力，因此他们都否定了直观在认识论上的独立地位，将其视为一种高级的理性能力。如果直观只属于理性而与感性无关，那就意味着知识的产生与感性和经验无关，这在认识论上就必然走向先验论和独断论，近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康德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困境，主张人类只具有感性直观而不具有智性直观能力。但他的这一做法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纯然的感性直观只能把握事物的个别属性，无法认识事物的一般本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主张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由知性范畴的先验性所保证的，而知性范畴则是由知性自发地生产出来的，与后天的经验无关。这种做法导致他无法真正把感性和知性(理性)统一起来，因为感性所产生的个别表象与知性所产生的先验范畴是完全异质的，两者根本不能结合为统一的判断和命题。为此，康德又提出了所谓的“图型论”(schematism)，认为先验想象力可以把知性范畴转化为可直观的图型(schema)，从而消除其与表象之间的异质性。然而想象力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康德却含糊其辞，宣称这“是在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它的真实操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测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示在眼前的”(141；pt.2)。康德之所以陷入这一困境，就是因为他切断了知性范畴的直观来源，因此无法说明范畴何以能被直观化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把直观归属于理性，还是将其归结为感性，都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因此，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肯定直观的独立性，将其视为一种本源性的认识能力。然而这样一来，就面临着如何处理直观与感性、理性的关系问题。康德以及理性主义者之所以不愿采取这种做法，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二元论立场，并且坚持理性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胡塞尔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明确宣称，“对素朴直观与感性直观与被奠基的直观或范畴直观的划分使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古老认识论对立获得了我们所期待的最终澄清”(“逻辑”5)。这里所说的范畴直观与他后期所说的本质直观基本上是同一种认识能力，只不过范畴直观特指对于范畴对象的把握，本质直观则是指对任何一般本质的把握。或许有人会说，康德不是早就已经对感性直观和智性直观进行了划分吗？问题在于，康德把感性与直观混为一谈，认为人类不具有智性直观能力，这就使他只能继续维持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胡塞尔则明确主张，人类不仅具备感性直观能力，而且具备本质直观或范畴直观能力，这样直观就成了感性和理性的共同基础，因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 不过，胡塞尔的立场也并不彻底，因为他主张范畴直观或本质直观必须奠基于感性直观，这实际上是把直观当成了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似乎直观只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过渡环节。这种做法看似消除了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实际上却为二元论的复辟留下了可能，因为如果直观乃是一种介乎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认识能力，那么它就不可能保持其独立性，因为它必须一方面与感性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也必须与理性具有同质性，其结果必然是直观重新分裂为感性和理性两种能力。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一结局呢？我以为只有以直观的一元论来取代感性和理性的二元论，把直观确立为唯一本源性的认识能力，把感性和理性视为从直观中分化和衍生出来的认识能力，才能真正克服这种古老的认识论对立。具体地说，直观的功能在于把握事物的一般性，理性的作用在于把这种一般性转化为抽象的概念，并且通过推理把这些概念建构成统一的知识体系；感性的作用则是把直观到的共相合成为特殊的个别表象。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版图就必须加以彻底重组。就直观与理性的关系来看，前者不再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后者的源头和基础。从古希腊以来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也因此失去了基础，因为理性不再具有直观功能，而是一种纯粹的推理能力。康德尽管已经把直观与理性划分开来，但他仍保留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分，理由是理性理念高于知性概念，因此理性可以把知性所产生的概念和命题加工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划分是缺乏依据的，因为无论是理性理念还是知性概念，都不是由理性和知性所产生的，而是通过直观作为范畴对象被把握到的，差别只是在于，知性范畴是把个别对象作为直观活动的起点；理性理念则是把知性范畴本身当成了直观的起点。用胡塞尔的话说，“每一本质……都存在于本质的层级系列中，存在于一个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层级系列中。这个系列必然有两个永不彼此相合的界限。我们向下可达到最低的种差，或者也可以说，本质的单个体；而向上穿过这种本质和属本质又可达到最高的属”(“纯粹”65-66)。这就是说，直观活动所把握到的本质在新的直观活动中又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个体，在此基础上产生更高的本质，从而构成一个由低到高的层级系列。理性理念较之知性范畴当然处于较高的层级，但它们却都是通过直观被把握到的。理性和知性既然都不具有生产概念的能力，而只具有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的能力，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荡然无存了。 再就直观和感性的关系来看，康德把两者视为一体的做法也同样站不住脚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直观看作不经推理把握事物的能力，那么感性当然是一种直观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感性直观并不是人所特有的认识能力，而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叔本华对此早就有明确的论述：“一切动物，即令是最接近植物的那一些种类，都有如许的理智，足够从直接客体上所产生的效果过渡到以间接客体为原因，所以足够达到直观，足够了知一个客体”(52)。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尔坚持感性直观与本质直观的划分，并且强调本质直观必须奠基于感性直观，显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所谓感性直观只是人所具有的动物本能，只有本质直观才是人所独有的，因而对于人类来说，一切直观都是本质直观，至于所谓感性直观则不是认识论而是动物学或生物学的研究内容。由此出发，直观与感性的关系就必须颠倒过来：不是直观奠基于感性，而是感性奠基于直观。传统哲学之所以始终把感性看作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认为它只能把握个别性而不能把握一般性，就是因为把人类的感性与动物的感性混为一谈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感觉已经经过了“人化”或社会化的过程，与动物的感觉有了本质的差异：“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马克思恩格斯124-25；vol. 42)。在我们看来，实践之所以能够使感觉成为理论家，就是因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社会活动，人类的感觉能够通过这种活动在对象身上确证自己的类本质，从而使自己逐渐摆脱了利己性而具有了社会性。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人类通过实践产生了一种直观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才能从个别的对象身上把握到一般性的类本质。由于人类的感觉是以这种本质直观能力为基础的，因此才具有了社会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