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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丹托所举的例子只局限于西方现代艺术，因而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彭锋就曾宣称，“中国艺术家并不用担心艺术的终结。……如果说艺术果真终结了，那也是发生在第一世界中的现象……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艺术仍然具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完全征服。因此，在西方思想家鼓吹艺术终结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却正在经历空前的繁荣兴旺”(37)。丹托自己的说法似乎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他认为，“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艺术”15)。 这种说法在西方学者那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就认为，艺术在第三世界和非西方国家还“具有社会的、政治的，甚至是民族的影响力和重要性”(41)，因为这些国家的艺术并没有经历现代西方那种先锋派和精英主义的历程，没有蜕变为脱离大众审美趣味的形式试验。然而，这种对于非西方艺术的乐观情绪并无充分的依据，因为全球化的浪潮正日益席卷整个世界，我们很难想象艺术可以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以中国为例，尽管现代中国并无充分发育的现代主义潮流，但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球化趋势显然已经不可逆转。无论是激进的艺术实验，还是波普以及大众艺术，在当代中国都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因此，艺术的终结并不是一个纯西方式的话题，而是整个世界艺术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