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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 年代，英国语言哲学家J. L. 奥斯汀从行为的角度研究语言，发现并阐释了“施事”( performative) 行为，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 John Searle) 在奥斯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德里达对语言学领域的“施事”行为理论加以批评和解构，并引发塞尔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一持续20 年的学术争论相继卷入一大批不同阵营的学者，使得“表演性”( performativity)[1] 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概念。不过，真正使得“表演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流行话语”的，是美国哲学家和当代杰出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和她的性别研究。巴特勒借鉴了德里达从语言和文化的视角对于“表演性”的重新解读和理论阐释，第一次以性别、身体为基础建构了一种新的、内涵更为丰富的表演性理论体系。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表演性理论就没有巴特勒的性别研究，而没有巴特勒也就没有表演性理论的今天。 时至今日，“表演性”被广泛应用在语言、文学、文化、表演、政治和法律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德国学者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说: “当‘表演性’这个术语已经在它原来的语言哲学学科失去影响的时候———言语行为理论曾经宣扬这个观念‘言说就是行为’———它在20 世纪90 年代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中迎了全盛期。”[2] 这一概念的内涵此时已经远远超出奥斯汀原来使用时的语义范来畴，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使用的时候也会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本文围绕巴特勒对表演性的阐释，尤其是她在性别理论中对于表演性的挪用，分析文化研究中的表演性理论的主要思想，探讨它对于当下开展学术批评的意义。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表演性理论的形成，尤其是奥斯汀、德里达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