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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特勒、性别麻烦与表演性 女性主义之前的性别话语通常将身体( body) 、社会性别( gender) 和性欲( sexuality) 不加辨析地捆绑在一起，认为身体决定性别，也决定性欲。女性主义强烈质疑这种决定论。但是长期以来，女性主义为了维护女性的共同利益，通常将女性稳定的身份建构在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从而赋予女性统一的政治立场———反对父权制。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在批评传统性别观的同时，沿袭了一些传统的性别思考方式和观点，从而束缚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事业。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女性主义坚持认为性别差异是根本性的，是女性心理和主体性形成的条件。在这一方面，巴特勒受到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波伏娃的影响。波伏娃有句名言: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尽管波伏娃承认性别差异，但是不认为身体决定性别; 她认为，人的性属虽是既成事实，但是他/她的性别身份是开放的，是可以改变的。 在巴特勒的里程碑著作《性别麻烦》( 1990 年) 一书中，巴特勒试图质疑性别和性欲的稳定性，质疑性别属性的自然性。她连续问道: “性究竟是什么? 它是自然的、解剖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 女性主义批评家该怎样评估那些打算为我们提供事实的科学话语? 性是否有一个历史? 是否不同的性有着不同的历史? 是否存在一种能讲述性的双重性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叙事? 能否找到一个能揭示性的二元选择为易变建构的话语谱系? 那些看上去自然的性事实难道不是由各种各样的科学话语为了服务其它政治和社会利益而推论出来的吗?”[6]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主要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性别的二元划分是“强加的”。事实上，性和性别是社会建构，不仅是一些人文社会学者的看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领域的学者的支持。美国著名生理学教授安妮·福斯特－ 斯特林在《区分身体的性》中写道: “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划分是一个社会决定。我们可以使用科学知识来帮助我们作出这个决定，但是其实只有我们对于性别的信念，而非科学，能界定我们的性。更进一步讲，我们对于性别的信念从一开始影响了科学家们建构什么样的有关性的知识。”[7] 巴特勒认为性别是文化建构而非自然事实，但是性别身份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性别建构是怎样一种过程? 个人的主体性是如何体现的? 早在《表演性行为与性别建构: 关于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 1988) 一文中，巴特勒就借鉴了言语行为、戏剧表演和现象学等理论，讨论性别是如何通过身体和话语行为的表演构建的。巴特勒说: “身体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身份持续不断的物质化。一个人不单单拥有身体，而更重要的是他执行( do) 自己的身体。”[8] 身体是一种历史存在，取决于特定姿态和动作的重复表演和生产。身体行为本身赋予个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包括性别、种族以及其它各方面。 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进一步指出: “如果性别是一个人要成为的对象( 但是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 ，那么性别就是一个成为或者动作的过程。性别不应该被用作一个名词，一个本质的存在，或者一个静态的文化标签，而应该被视为不断重复的一种行为。”( 43) 性别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 norms) ，需要经历正常化的过程，在规范的限定范围内重复，并形成自我和主体性。这里，巴特勒借鉴了福柯在《规训和惩罚》和《性史》中的观点。在福柯看来，社会的各种机构和话语构成了种种权力的生产性模式，民众在压制性的机制下生活，获取自己的主体性认知。在这个基础上，巴特勒阐明了自己的性别观念，即性别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由规训的压力产生的; 这种压力规范我们的表演，也就是说，按照社会认为适合某种性别的方式来行事。但巴特勒同时指出，在主体认知过程中权力运作并不只是通过压制欲望实现的，而是“强制身体将那些抑制性的法则作为他们行为的本质、风格和必然存在而加以接受和表现”。( 171) 巴特勒在性别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受到福柯的很大启发，但是福柯的性理论( 严格地说，是巴特勒在这一阶段所认识的福柯) 同时也限制了巴特勒的思考，那就是，她认为性和主体是权力运作的产物，身体自身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就性别身份而言，性别规范通过身体的行为来对主体性建构起作用。行为、姿势和欲望构成身份认同的要素，但是这些行为和姿势是表演性的，因而它们所表达的性别身份带有虚构性，是通过身体和话语符号来建构和维持的。为了充分说明性别缺乏内在的本质，巴特勒引用美国人类学家埃丝特·牛顿在《母亲营:美国的男扮女装》中关于异装表演的描述。[8] 巴特勒认为易装表演表明不存在本质性的性别身份，性别的指称不能囿于非此即彼的话语模式，性别在本质上是建构的。在这个基础上，巴特勒在性别与表演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和类比。她的性别戏仿说认为性别没有一个原初的样本，所谓限制性别的原初身份不过是“没有原初的模仿”。巴特勒在这里直接参考了詹姆逊的文章《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关于“所谓原初的其实是派生的”的论点，[9]但是她这里没有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德里达关于“引用”和“重复性”的相关论述。后一点作为诱发巴特勒思想转变的“酵母”，在她的下一本书《身体的重要性》里才真正得到重视。如果身份并非只是物质“存在”，而是一个能够被改写的文化场域。那么，身体的性别，在巴特勒看来，就是“肉体的风格”( styles of flesh) 。这些风格是历史性的，就是说，是受历史界定的和限制的： 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稳定的身份或者能导致各式各样行为的代理场所。性别宁可被看作是在时间中缓慢构成的身份，是通过一系列风格化的、重复的行为于外在空间里生成的。性别的效果是通过身体的风格化产生的，因而必须被理解为身体的姿势、动作和各种风格以平常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持久的、性别化的自我的幻觉。[10]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具有性别特征的行为是可重复的。表演性行为通过重复生成我们的性别主体性。但是这并非表明身体是被动的，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必须经过身体体验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