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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特勒、身体规范与能动性 《性别麻烦》出版以后立即在西方学界受到广泛赞誉，但也引起一些批评。不少学者质疑巴特勒提出的性别身份的“虚构性”。这促使巴特勒对自己的观点加以反思，并于1993 年出版了她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身体的重要性》。[11] 困扰她早期性别表演理论的一大难题是如何消弭和整合性别唯意志论和性别决定论这一对矛盾。在《身体的重要性》一书的前言中，她首先批评了性别的唯意志论。她说: “假如我认为性别是表演性的，那可能意味着我是这样想的: 一个人早上醒来，查看了衣橱或者其它类似地方，思量好性别的选择，按照这个性别穿上这一天的衣服，晚上回来将服装放回原处。这样一个任性、能选择自己性别的人显然是拥有不同性别的，他没有认识到他的存在其实早就为他最初的性别所决定。”( x) 如果表演性被这样解读，那么显然过分强调了主体的个人意愿，这与该理论有关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基本思想相离。接着，巴特勒问道: “如果性别不是可以任意接受或者取消的，或者说不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性别规范的构成性和强制性特征而不会掉进文化决定主义的陷阱呢?”( x) 不论是“决定主义”还是“选择主义”，都必须以性别的“建构”观念为基础。《性别麻烦》虽然强调性别不可能脱离文化建构，但没有充分解释身体物质性所起到的作用。正如书名《身体的重要性》所直接指出的，巴特勒在这里将探讨身体在性别身份形成中的能动性，尤其关注身体的物质性与性别的表演性之间的关系，回应学界对《性别麻烦》的一些批评。 如果说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的性别分析还是以她对表演研究和言语行为理论的零星认识为基础，那么她在《身体的重要性》中的性别研究开始正式引入德里达关于表演性的系统论述，或者更准确地说，德里达的“引用性”和“可重复性”等概念启发和深化了她对于性别表演性的阐述。[12]该书这样写道: “性别表演性与身体物质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首先，表演性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单一的、有目的的行动，而要被看作是重复的、引用的实践，话语正是借助它来对身体发生作用的。”( 2) 巴特勒希望说明，性的规范正是通过这种表演的方式生产身体的物质性，或者换句话说，将性差异物质化。性别的规范是重复性的，必须在重复中发生作用，这也意味着它们同时也是脆弱的。“引用性”消除了规范和身体能动性之间的本质差异，性别身份是性别行为反复表演的效果，没有所谓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政治揭示了身份认同的普遍表演性。巴特勒认为，表演性可以被看作是“引用的”。对德里达“引用性”理论的借鉴帮助巴特勒克服了“决定主义”和“选择主义”之间的分歧，[13]成为其性别表演理论转折的关键环节。 性别表演性是指身体通过引用和重复已有的规范持续不断地巩固身份认同，但是重复性表演并不是被动的，它在实施过程中同时产生对规范的抵制力量，削弱了规范的强制效果。巴特勒说: “引用必然同时构成一种对于规范的阐释，进而揭示规范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有特权的解释。”( 108) 性别的认同过程既包含对于规范的妥协，也包含对于规范的抵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偏差。对此，巴特勒解释说: “性别形成的过程，也即规范具体化的过程，是一项强制的、带有胁迫性的实践，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这一过程完全是规定好的。所谓性别是一项任务，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的执行从来不会是圆满的，它的执行人绝不能够不折不扣实现他/她应该完成的目标。”( 231) 除此之外，巴特勒还赋予了表演性重复和引用以一定的颠覆性。在《性别在燃烧: 挪用和颠覆的问题》一章中，巴特勒引入阿尔都塞关于质询对主体形成影响的理论，指出这种质询也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服从”。规则不仅有可能被拒绝，也可能“产生断裂，不得不重新来加以解释，从而让人们对它的片面性产生怀疑。正是由于这一表演性的失败，也即话语的规范力量和执行之间的差距，为以后的不服从在语言层面提供了条件和方便”。( 122) 假如质询或者规则本身就是带有暴力的伤害性，那么这种主体建构的过程必然更加复杂和充满波折，在制裁和建构的角力中孕育着颠覆性的反抗力量。以上这一点构成巴特勒“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的要旨。 由此可以看出，性别的表演性与性规范的权力不可分开，权力/话语作用下的主体能动力并不能表明主体拥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巴特勒一会儿说身体是如何被建构的，一会儿又强调身体是如何抵制建构的。对问题中矛盾性的追究和阐释似乎已经成为巴特勒写作和思考的一种风格。[14]正是在探索和思考主体性、性别、性欲和表演性的复杂关系中，身体的重要性得以彰显。后来在《消解性别》( 2004 年) 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指出性别的表演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群体中共同完成的。“我们从来不是单独‘执行’ ( do) 我们的性别，而总是与他人一起共同‘执行’，尽管也许这个他者仅仅是虚构的。”[15] 对巴特勒而言，表演性既具有正常化的力量，同时也包含抵制它的反作用力，这里包含着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又超越了它———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巴特勒放弃了统一性，注重差异性，因而被称为“不统一的辩证法”( non-syntheticdialectic) 。[16]通过反复回归德里达，巴特勒不断升华其对于表演性和身份的认识。如德里达所说，引用的意义取决于具体的语境。语境的变换可能赋予被引用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一个极端的、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怪异”这个词原先是带有侮辱性的，但是同性恋运动和理论界以此标榜自己，以致有了今天的“酷儿研究”。重复和引用“怪异”术语的目的和后果是彻底颠覆了它的原来语义。 这就是巴特勒、德里达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经常提到的“重新意指( resignification)。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巴特勒将其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与文化批评中。比如，在《激动的话语—表演性的政治》一书中，巴特勒对法律和法庭判决的文本加以细读，揭示表演性“重新意指”对伦理和法律批评的应用价值。[17]有关表演性与巴特勒政治批评的关系将另文讨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文主要探讨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性理论，而非她的表演性理论的全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