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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特勒表演性理论的影响及接受状况 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不仅对妇女和性别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响范围还包括整个文化研究领域。其中，巴特勒与表演研究之间的关系尤其引人瞩目。巴特勒经常被看作是“将表演性理论和表演理论交叉起来的人”。[18]她的文章《有争议的行为和伤害性的言语》被认为对于表演研究十分重要。[19] 巴特勒在写作中经常引用表演的例子，比如同性恋异装表演。[20] 在理论阐释中，她也常借助戏剧的概念来类比，比如在《性别麻烦》中，那些重复的性别行为被比作是“身体的一种仪式化的公共表演”。( 277) 德里达和巴特勒对于非严肃性话语行为的解构意味着在舞台表演和现实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表演中有真实，真实中有表演。生活与艺术的区别被模糊，艺术回归生活本身，造成“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当今表演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像美国的理查德·谢克纳和德国的艾利卡·费舍尔－ 李希特，都从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中吸取了灵感。 谢克纳在《表演研究》一书中对表演的定义非常宽泛，不仅包括“仪式、戏剧、体育、大众娱乐、表演艺术，也包括社会、职业、性别、种族和阶级角色的扮演，甚至包括医学治疗、媒体和网络等”。[21] 他指出，表演的潜在概念指任何“架构、表现、强调和展示”的行为，这无疑与表演性研究的范畴有相当大的重叠。谢克纳认为，巴特勒的理论对于表演研究有重大的贡献。莎士比亚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巴特勒就是这一观念的实践者———她将同性恋性别表演政治化，挑战了男权统治和异性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不过，谢克纳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个体是暂时占有并且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他的‘真实’的身份，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永久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持久不变的漂泊的灵魂?”[22] 谢克纳的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一种对巴特勒提出质疑的普遍思路。 费舍尔－ 李希特的著作《表演性的改造力量: 一种新美学》既包含对巴特勒的借鉴也含有对她的回应。她借用巴特勒关于性别身份的辩证分析，认为表演性行为的风格性重复生成了身份认同，个人不能控制身份建构过程的条件。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接受哪种身份，但是个体的身份认同也不是社会规范决定的。社会与个人、现实和虚构、规范与表演不是截然对立的。费舍尔－ 李希特承认这种身份认同理论对于表演研究有很大的启发，这部著作的中心议题“作为事件的演出”就是要消除表演和观看的二元对立，因为这些演出事件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但是，费舍尔－ 李希特认为巴特勒的理论虽然与戏剧和艺术有关联，但是主要还是讨论日常生活，几乎很少涉及戏剧审美过程。她借用德国戏剧理论家马科斯·赫尔曼( Max Herrmann) 的戏剧理论与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对话。“赫尔曼认为表演绝不是先前给定事物的再现或者表现，这一点无疑与巴特勒、奥斯汀对于表演的定义是一致的。对他来说，表演是一种真正的创造，表演的过程牵涉到所有的参与者，从而赋予表演具体的物质性。在这里，他的表演观超越了奥斯汀和巴特勒，因为它的重点是表演当中主/客体、物质性和符号性之间流动的关系。”[23] 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性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针对巴特勒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巴特勒的理论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表演性理论强调，在不同的语境下表演性重复过程包含一种抵抗，规范的“重新意指”会产生一种差异性。但问题是，这种抵抗的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是正义的，还是反动的? 在表演性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个体如何履行道德责任和义务? 詹姆斯·洛克斯雷提出“要超越表演性的概念，为了民主和道德的目标我们必须拯救规范性”。[24] 南希·弗雷舍批评巴特勒“放弃了那些用以解释她理论中隐含的规范性判断所必须的道德理论资源”。[25] 由于巴特勒的这种放弃，我们便难以决定是否应该赞同她的理论观点。 其次，由于对于集体权力、女性和其他性别少数群体团结协作的忽视，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被批评为是“政治上虚弱的”。[26]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坚持反对社会性别歧视的立场，联合其他组织为社会平等的事业而努力。巴特勒质疑“女人”这个概念，强调女性身份的差异性。这种激进的身份认同政治使得构想女性群体的权力变得困难。艾米·阿伦指出: “巴特勒对于‘女性’类别的抵制让群体权力的理论化变得困难，而女性团结的力量一直是支持和滋养女性主义运动的关键。”[27] 而对玛莎·诺斯堡姆来说，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忽略“真实女性的真实处境”，漠视“那些遭受饥饿、缺少教育、面对暴力和性侵犯的女性的痛苦”[28]同样，乔蒂·迪安认为巴特勒等第三阶段女性主义者不重视女性的团结，她们的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积极的交流层面”。[29] 在一定程度上，巴特勒被看作是女性主义的威胁，而非它的继续。 不论是从伦理还是从女性主义政治的角度批评巴特勒和她的表演性理论，都不能否认巴特勒对于性别研究和当代思想产生的影响。巴特勒个人的酷儿身份( 表演性行为?) 让她对于女性主义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洞见。也许，我们应该认识到，性别研究的理论探索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政治目标，多元的交叉和互动才是它的生命力。 表演性是目前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词，而巴特勒是当下西方主流思想家之一，这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和批评已显得较为紧迫和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