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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是重大和深刻的，但由于其辉煌的创作成就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致使其学术成就无形中受到忽视冷落。诚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鲁学”和“红学”长期都保持较高的研究水平，但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一直较少，而且对鲁迅的学术成就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忽略。无论是《红楼梦》还是鲁迅，其文学地位和思想地位都曾被过度拔高，使部分研究者对鲁迅的《红楼梦》研究产生偏见和抵触，从而使鲁迅的观点要么成为确保“理论正确”的挡箭牌，要么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鲁迅被引用最多的几段关于《红楼梦》的论述，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整体性，引用方便，不仅适用于评价《红楼梦》，也适用于评价其他文学现象甚至文化现象。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鲁迅论断的具体内涵和学术价值。 “红学”界对鲁迅的“红楼研究”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忽略”的态度，有其复杂原因。鲁迅在其《红楼梦》研究中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等论断指出了作品的思想价值，重点放在分析宝黛爱情悲剧特别是贾宝玉个人精神世界上，而没有过多谈论其反封建思想意义。囿于1949年后某段特殊时期的文学研究环境，相关研究者不得不更加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过分强调其反封建色彩。此外，单从贾宝玉这个人物看，鲁迅强调更多的是宝玉的内心感受，是“爱博而心劳”，是其无奈的一声叹息。而后人更多看重的是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动，是所谓的呐喊和反抗。另外，在对作品版本和具体内容的考证上，鲁迅也没有更多更深入的跟进性研究，也使得他的观点难以对后来的“红学”界产生具体而实际的影响。 诚如很多文学史研究者和鲁迅研究专家所言，中国小说自古无史，有之，则从鲁迅始。而20世纪的“红学”，尽管在鲁迅同时期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研究，但鲁迅依然能够独树一帜，提出很多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其对作品的理解和概括性论述对后来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早已超出对《红楼梦》进行阐释的范围。至于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笔者以为可以分为直接(或显性)影响和间接(或潜在)影响两种方式，两者比较，后者更为重要。所谓直接影响，就是鲁迅的研究直接而具体地影响了他所在时代以及后来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如他对《红楼梦》悲凉风格的概括、对宝黛爱情悲剧与人类终极命运的追问等，都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红学”研究、小说研究。所谓间接影响，就是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概念等以及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所形成的研究模式和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路(如他多次提及的对中国文学史写法的思考等)，都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是这些影响长期未能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有些研究者虽从鲁迅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却因种种原因不愿或不敢直接提及自己所受鲁迅的影响。此类间接影响的另一种表现就是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在经历时间的考验后，早已和他的其他学术思想、文学创作等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对“鲁迅”这个文化符号的全部想象。提及鲁迅，自然会提及他的小说、杂文，他深刻的批判与启蒙思想，也会提及他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爱博而心劳”等关于《红楼梦》的天才评判，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鲁迅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总之，鲁迅在对《红楼梦》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过程中所使用和提出的一些学术理念和观点，证明他在那时就已做到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诚然，如果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要求看，还不能说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已自成体系，但其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且框架初成。然而，迄今学术界对鲁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虽已有要提升到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高度进行研究的共识，但具体成果依然甚少。加之“红学”研究界和鲁迅研究界之间的沟通尚存在很多不足，使得相关研究进展缓慢。为了更好地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进行总结，就必须对这些不足加以改进，对此我们有理由给予乐观的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