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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姿，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亚历山大·勃洛克》是托洛茨基所著《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托洛茨基在时代变革的辩证认识中，肯定了勃洛克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这位表现前革命时期特有习俗和节奏的作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尤其关于勃洛克代表作《十二个》价值与意义的探究和发现，体现出托洛茨基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成熟的政治意识。此书对鲁迅影响深远，可以说鲁迅后期思想的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的许多见解均与之相关。1926年，鲁迅为北京大学俄语专修科学生胡斅所译《十二个》校订，并亲自翻译了《亚历山大·勃洛克》放在诗的前面，又作《〈十二个〉后记》加以解释，这是《文学与革命》部分内容在中国最早的翻译。1927年傅东华翻译了全文，由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连载。1928年韦素园、李霁野再次翻译，以未名社名义出版。1960年王凡西又根据1957年9月纽约罗素书店出版的英文再版本全译。其后王士花根据内村刚介版本译出，晚近还有刘文飞、王景山等人的译本。未名社发行的译作大都出自鲁迅和他当年所培育的文学青年之手，他们的译本在接近鲁迅1920年代对苏俄文艺态度方面具有很好的参照性。王凡西早年留学苏联，拥有较为完整和丰富的认知托洛茨基的文化背景，颠沛流离的生涯中矢志不渝地关注和研究托洛茨基主义，本着对托氏虔敬的信奉和中国革命问题深入的观察，王凡西重译《文学与革命》，王译对原著的尊重和对历史的透彻使得其书在知识体系、现实视野上富有无可比拟性。故而，本文采用韦、李版本，王译版本与鲁迅所译《亚历山大·勃洛克》作对照，以期把握鲁迅翻译的特有方法和原则，以及翻译式样背后所隐藏的思想矛盾与整合情况。 《文学与革命》是一册循序渐进地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形成、本质以及方向等问题的著述，第一章谈前革命时期的艺术，第二章介绍“同路人”文学，接下来就专章研究勃洛克。作者起首便承认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但并未因此降低对勃洛克的评价，反而从勃洛克象征主义的两重性，勃洛克进入革命的方式，书写革命的策略，表现革命的手段等多个方面讨论了勃洛克的时代意义。托洛茨基把握写作对象的这种平等观念和整体立场唤起鲁迅的“旧营垒”身份认同不容置疑，但鲁迅的翻译中却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对好恶的显现和遮蔽，逐一来看： (鲁译)勃洛克是知道智识阶级的价值的——“无论怎么说，我在血统上也还是和智识阶级连接着，——他说，——但智识阶级总常被放在束缚的纲中。”① (韦、李译)勃洛克知道知识阶级底价值：“我也一毫不差是知识阶级底有血统关系的亲属”，他说，“但是知识阶级常常是消极的。”② (王译)勃洛克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终归还是知识分子的血亲，但知识分子从来总是否定的。”③ 对比之下，三个译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束缚的纲”、“消极”和“否定”。翻译的年限越往后，可参阅的版本就越多，韦、李和王凡西应该都熟知鲁迅的译文，但却都未使用“束缚的纲”类似词语，反而选取了接近的“消极”与“否定”，后者词性所含贬义色彩，且批判程度强于前者。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勃洛克既自知个人所属阵营，同时又对其进行评判。鲁迅所译的勃洛克并没有彻底地抨击这个与自己关系紧密的阶层，而着意指出这个群体先天的不自由。那么，勃洛克究竟看到了智识阶级的哪些桎梏?——“风呀，风呀!/人的脚都站不住……滑呀，难走呀/每个行路的人/都会滑倒”，这是《十二个》里的诗句，对风和雪的感受在同年写作的《俄罗斯和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得到阐述，“革命，像大旋风，像大飞雪，永远带着新的和出人意外的事物，它残酷地欺骗了许多人，它轻易地在自己的漩涡中损毁了有价值的人，它常常把没有价值的人带到陆地上来而不受到损害。”④勃洛克作为智识阶级的一分子感受着革命，体会到革命巨大的挟裹力，这力既是摧毁朽坏旧物的利器，也是不能商量不可回避的指令，一旦卷进那洪流便只能顺从革命的节奏。智识阶级的先锋性决定了只能受此约束，由诗印证：勃洛克的束缚感即为革命开启之后的直观情绪。 是否可以认为鲁迅也因为感知到勃洛克的困境，所以采用了“束缚的纲”的翻译?确实如此。我们知道，鲁迅在1920年代初期谈论革命大都不是指代切切实实的社会革命，那他内心的束缚感究竟因何而起?换句话说，鲁迅借勃洛克之口说出了智识阶级的处境，他怎样“总常被放在束缚的纲中”?与“束缚的纲”相对的即为反抗，鲁迅对于反抗有过表白，“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他自己解释为“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⑤那就可以知道所谓束缚一定不是身外的牵制，而在于内部的挣扎。鲁迅在翻译对象那里投射翻译主体的精神写照，可以从当时他本人在思想、情感、历史、时代等多层面所受的束缚来解读。在思想方面，鲁迅受到“灵魂里有毒气与鬼气”⑥的束缚，老庄与韩非对鲁迅来说都是塑造他的资源，鲁迅在更为古典意义上接受了思想的规训，而他则需要用这种精神的内质来做吸纳新思想的基础。讲出这个心理真相的同一天(1924年9月24日)，他写作了《影的告别》与《求乞者》。两篇散文诗一则剖析作者的思想暗影，一则对他个人阴影的否定以及在此暗影之下生活方式的嘲讽和拒绝，字面背后隐含着无法安放的主体自我斗争的荒谬感和虚无感。在情感方面，鲁迅认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爱被伦理道德诓骗为一种畸化的牺牲或报酬时，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弱化与消解。无论是父与子之间，还是非血缘的相识关系，他都希望“‘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⑦抑或如过客，既不带走小女孩的裹布，也不接受老翁的挽留，但是拒绝布施的独自远行使他面临人群中温情与恩义的缺失。在历史方面，鲁迅家庭出身和情感出身的分裂使他在更激进的情势下理解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相互制约。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我(指鲁迅——引者注)除‘本阶级’，即小资产阶级或‘封建残余’外，比较熟识的，还是农民。但也已经长久隔离了。现在如再去接近他们，他们会用特别的眼光看我，将我隔离起来了”。⑧也就是说，鲁迅心底深处是洞悉这种区别的，而且在《故乡》中已经有了暗示：“我”是“辛苦辗转而生活”，闰土们是“辛苦麻木而生活”，同为辛苦，“我”所代表的智识阶级和闰土代表的无产阶级在生活的心态和形态上已做出区分。在时代方面，尽管十月革命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对1920、1930年代新兴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形成巨大的辐射力量，以俄为师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第二轮思想输入的浪潮，但对鲁迅而言，新的思想的共鸣一定要从生命实践中迸发出来。既然从地理空间上远离革命漩涡，从信息接收上错位革命潮流，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缺乏直观体验，也就无法据此准确判断和调整个人革命策略。以上列举的这些束缚，大都是鲁迅屡屡提及，或者由他的文章反映出来，有的来自翻译主体的身份局限，有的根源于客观条件的拘束，这种束缚之力是普通新青年或同时代知识分子难以想象和体会的。韦素园、李霁野和王凡西都不是在鲁迅的立场上感受中国智识阶级面对革命而生成的矛盾，他们用了一种外在的评价术语“消极”和“否定”，潜意识里承认了勃洛克的落后而做出检讨。鲁迅对革命的渴求、奉献以及身在其中受到的阻碍，使他应用了“束缚的纲”这样具有属己性质的语汇，试图诉说的是个人投身革命的努力尝试和无奈境遇。 (鲁译)骇人的变故的音乐，授意了勃洛克：你到今所写的事，全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另外一些人在走着，带着另外一些心；在他们(革命人)，这是无用的；对于旧世界的他们的胜利，同时也显示着对于你的胜利。⑨ (韦、李译)可怕的大事件底音乐，感兴了勃洛克。这似乎向他说：“你直到现在所写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新的人来了。他们带来新的心。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对于旧世界的胜利，显示着对于你的胜利”。⑩ (王译)可怕事件所组成的音乐感动了勃洛克。它仿佛在对他说：“以往你所写的一切都不对。新的人正在来临了。他们带来新的心灵。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所取得的对旧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你的胜利”。(11) 勃洛克将革命称之为“一部盛大的Orchestra(管弦乐、和声——论者注)”，意味着革命的感染力以及呈现的形式正如不同的音按一定的法则同时发声而构成的音响组合，即革命瞬时的思潮是杂沓的，内部充满异声。然而，即或是这样危机重重的革命阵营也对勃洛克进行了不屑的嘲弄。作者描绘勃洛克在革命形势中的被动与孤立，比较三段译文，有两处明显的差别：鲁迅把现有革命对勃洛克的宣判译为“不是那么一回事”，而其他版本则直接译作“不对”，与此相应，鲁迅把勃洛克的对立面译为“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心”，而韦、李和王翻译成“新的人”、“新的心(灵)”。从字面来看，鲁迅所译的感情色彩更中立，没有正误对错的价值论定，也没有新旧优劣的褒贬之意，仅仅作为一种历史发生的并行现象给予客观的描绘。这是因为鲁迅既能够深解古今新旧之辨，更具备取舍时机的裁决。首先，他当年反对读古书，所反对的是陷于个人喜好地摆弄古学，并没有从根本上除去古书之意。同样，勃洛克即使成为革命的对象，也不能证明他此前的一切思想和创作就没有价值。从感情层面来讲，鲁迅是无法认可将勃洛克的创作视为“不对”的。勃洛克身为革命前的作家，“将这革命的承受，竭力用了极端的形状来表现……娼妇的团结，赤军兵士的卡基卡杀害，贵族层楼的破坏……然而他说——承受这个”，《十二个》证实他从革命中采取了精神路向，这种直视革命并抱拥革命的姿态是有力的、正面的。其次，当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十月革命风潮传到中国来时，鲁迅对苏联的好感并不能立马移植到对应的社会革命中，他存有对革命基础和革命依靠力量的怀疑。尤其是挂了革命的招牌是否就具有革命的进步性，在鲁迅看来这尚难确定，于是，能不能谓之“新”也就值得商榷。鲁迅以“另外”来称与勃洛克不同的类型，一则肯定了勃洛克的革命合法性，同时也表明了对革命肇始时期怀着各种动机的革命分子的保留态度，因此，他用“一些人走着”代替“来了(正在来临)”。 在鲁迅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和革命者能否来到尚是未知，“走着”更像是说一切还在“进化的链条上”。当他被称为“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的“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他的创作被贬斥为“死去了的阿Q时代”，鲁迅只辛辣地回应：“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意在表达普罗文学大潮“奥伏赫变”的姿态并不能掩藏“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而恰恰是“五四”一代才具有那种真正的革命性。包括“左联”批胡秋原、苏汶为比民族主义文学“更前锋”的敌人、“统治阶级的走狗”，鲁迅并未认可其论调，而是较为公允地分析了“第三种人”的艺术观、政治观和相应的阶级立场，并且将解剖也指向左翼内部，坚持要团结“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12)在“同路人”队伍不断分化和转变的年代，鲁迅动态地、发展地看待革命进程，给躁动、偏激的理论批评界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阶级原则，这一革命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他翻译托洛茨基时的独特见解密不可分。 对于翻译，鲁迅认为“‘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同是一种外国文学，“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绝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他还说到自己翻译《苦闷的象征》，“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13)《苦闷的象征》译于1924年9、10月间，也即是说，那个时候，鲁迅的翻译观就成熟并固定下来，强调翻译以信为主，顺在其次。与《亚历山大·勃洛克》另外两个版本相比，鲁迅时有增删，这些解释、评论或隐去的文字，可以看到鲁迅对勃洛克以及所处时代的理解。 (鲁译)第一革命将他从个人主义底的自己满足和神秘底的寂静主义拉开，而向他突击。革命中间时代的间隙，在勃洛克感到了好像精神底空虚，时代的无目的性——好像用莓汁代替了血的闹戏场似的。(14) (韦、李译)第一次革命进入了他底灵魂，而且把他从个人主义的自满自足和神秘的静死主义拉开。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中的反动，是一种精神底空虚，而于时代底无目的性，他觉得是一种以莓汁替代了血的闹戏场。(15) (王译)第一次革命进入了他的灵魂，将他从个人主义的自满与神秘的恬静主义(Quietism)中拉开来。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是一种精神的空洞；那个时期的浑浑噩噩，他觉得是用蔓越橘汁来代替鲜血的马戏场。(16) 这段话描述了勃洛克在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这期间的思想情景：诗人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感召，保守颓废的个人意识受到动摇，而同时，勃洛克也意识到革命的不彻底。在具体形容第一次革命与勃洛克关系的时候，三个译本的差异就在于鲁迅增添了“(革命)向他突击”这个态势的书写，韦、李和王较为一致，均采用“革命进入灵魂”的翻译，“突击”和“进入灵魂”相比，前者明显地凸出革命的侵扩性和革命声浪中每一分子的无力拒还。鲁迅为何要强调这种力的不平衡?对鲁迅来说，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是抵抗泯灭个性的封建意识的借助力量，而且，尼采式的个性塑造被他引为精神进化方向。鲁迅早在日本留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了现代意识的建立，可这一个性的苏醒并没有为他开拓社会革新之路带来显著的成效，相反，超前性的个人主义让鲁迅更加深味集体无意识的麻木和腐朽。因而，鲁迅完全熟悉勃洛克在革命爆发的时代中，为强大革命精神所攫获的状貌，不是革命者掀起潮流，并叱咤于波诡云谲之中，却是震慑于革命威力，做出对自身精神结构的深刻反省与重置。翻译中还有一处鲁迅减略的地方，韦、李和王都译出了“两次革命”中间的“反动”时期，鲁迅译为“革命中间时代的间隙”，为什么不显现“反动”的含义?“反动”在语境中更接近落潮的意思，即革命意义的背离，这就关涉到鲁迅如何认识两次革命的关联。从翻译时间可知，鲁迅亲历的第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国共合作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战争应当是第二次革命。中华民国建成之后的十余年内，鲁迅有过沉寂，也有过呐喊和彷徨，如果说勃洛克感受到了精神的空虚和时代的无目的性，鲁迅更是感同身受，但这种虚无却是不一致的。“革命时常还要走走曲线路，但是布洛克不愿有任何的调和。在最恐怖的时日，革命有时在自己的血路上还震动颠簸一下，然而布洛克……爱上了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17)也就是说，勃洛克对革命本质并没有形成个人独立的见解，因而会因为表象的变动而承受内心的期待、失落和虚空。1925年国民革命高潮之际，鲁迅借安特列夫《往星中》谈到自己对革命行进和暂停的理解，“我以为人们大抵住于这两个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为是，但从我听来，觉得天文学家的声音虽然远大，却有些空虚的。这大约因为作者以‘理想为虚妄’之故罢。然而人间之黑暗，则自然更不待言”，(18)天文学家的儿子为了拯救穷民参与革命而入狱受虐，天文学家以“无限的宇宙”为目标，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儿子的未婚妻以“诗的、罗曼的、情感的境界”为鹄的，愿意回到“热，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去。从安特列夫的象征来看，父亲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儿子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其妻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机拥抱革命，鲁迅没有否认后者的合理性，却肯定了两种属性革命的紧密联系。在他的意识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截然的“反动”，而是像他多次表达的一切都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翻译的增删，与鲁迅当时整个的世界观变化相关，无论是强化革命发生的情势，还是对革命浪潮涨落的认识，都饱含着他对勃洛克特殊的定位，这一评价又基于对作者托洛茨基的信任和对自我历史境遇的体察。事实上，当社会革命发生，新的思潮勃兴，在鲁迅心里唤起的是对过去数次革命的比较和思索，托洛茨基以连续的、动态的、整体的原则把握勃洛克在革命传承路上的得失贡献，引发了鲁迅的认同和共鸣。勃洛克创造了革命前的艺术，更深深地被十月革命吸引，“既被时代所卷走，又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十二个》的写作呼应了鲁迅所认为的：“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他看到勃洛克“真的神往的心”，像他一样接受着生命的驱使，并感同身受地写到，“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19)那种隔着时空的知遇感，使得他在译诗时更兼顾了勃洛克的革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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