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译)这样——满足者都愤怒着，沉重的肚子的满肚是厌倦着——槽不是翻倒着么，他们的烂透了的牛牢不是闲着么!(亚·勃洛克，《满足者》。)(20) (韦、李译)一切饱足者是这样愤怒，大肚子底满足是这样渴望，他们底槽子翻了，他们底牢中起了纷扰。(《饱足者》)(21) (王译)被喂养的是如此地咆哮，一切显要的肚子如此地热望装饱，他们的槽儿给打翻了，他们龌龊的厩栏就弄得一团糟。(《被喂养的》)(22) 勃洛克曾说“一个真实的诗人的诗歌的形象、节奏，时常总是由当时的时代暗示给这个诗人的”(23)，此诗中所描写的旧世界的食客即为资产阶级的恶棍，勃洛克对这样一批人的认知建立在他革命化的心态之上，鲁迅洞悉这一情绪并阐释此诗。与另外两个译文相比，从切入点选择来看，鲁译侧重于从进行时态(另外两个版本是一种过程的叙述，呈现为现在完成时态)表现满足者的贪欲无度，暗含着“愤怒”从过去到现在未曾停止，甚至还有无限膨胀的可能性，因此革命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就呼之欲出；从理解的偏好和偏重点来看，鲁迅认为剥削者的压榨是“沉重的肚子的满肚是厌倦着”，其本质便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厌倦”一词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侈靡豪奢，其代表的阶层反映出历史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从对文本的期待值来看，鲁迅用“不是……不是……”揭示了革命发生的动力机制，否定的语气创造出一种革命者与革命相关联的生命意志。可以说，诗句的译出完全反映了鲁迅沿着勃洛克的主体视域运行的轨迹，鲁迅对诗情和内涵的准确把握拟题为“满足者”，与“饱足者”和“被喂养的”相比，后者更平面化，直接陈述的写实性更强，而鲁迅的标题还原了象征意象的丰富与厚重，这恰恰是勃洛克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满足者”的核心是无法餍足，既是权势地位的贪得无厌，也是压迫勒索的不择手段。正是因为鲁迅对勃洛克的两心相通和惺惺相惜，鲁迅的译笔才保证了既从个人心灵深处而来，又符合勃洛克原诗的意境。 选译《亚历山大·勃洛克》出于鲁迅对勃洛克文学才华以及革命进步性的肯定，尽管鲁迅欣赏和理解勃洛克，但对其投身革命的方式和程度仍做了客观的认识，从侧面也体现出鲁迅辩证的革命意识。这一思想倾向隐含在鲁迅有目的地突出施动行为和被动受者区别的翻译技法上。 (鲁译)他的觉得混沌者，就因为他没有使主观底的事物和客观底的事物相一致的才能。又在强大的震动已经准备，以后便爆发了的时代中，他也没有本身意志，能自己作最深的警戒，受动底地等待着。(24) (韦、李译)他所觉得是混沌者，是他无能力把主观和客观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他底小心谨慎的意志力之缺如，在先见到最大事件底预备，后见到最大事件爆发的时代中。(25) (王译)他感觉到混乱，那是因为他不能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中，当最伟大事件的准备与后来的勃发均可见到的时代中，他却小心谨慎，徘徊却顾，缺少意志力量。(26) 这是托洛茨基对勃洛克较为深度的一个剖析，也是勃洛克被称为前革命艺术的根本原因。所谓“主观”指的是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精神根基与转换，“客观”即社会形势的发展与演变，主客观的调适往往有三种形式：主观落后于客观，或主观超前于客观，以及主客观协调一致。革命作为时代的“大事件”，势必造成主观上的波动和异常。按照调适形式的划分，第一种属于非革命者，第二种属于革命先锋，第三种属于革命的依靠力量。勃洛克经历着十月革命却未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情愿，二是缺乏能力。鲁迅强调其不能“作最深的警戒”，“受动底地等待着”，便是看到了勃洛克在革命蓄势和爆发阶段的被动性。这种被动性的来源值得关注，据后文的解释，与勃洛克的宗教相关，“想将基督的艺术底形态，藉革命来支持”，说明勃洛克对革命的不适和抵制并非源于对革命目的的怀疑和破坏，而是他性格中的结构性缺失。据此，托洛茨基无法漠视勃洛克，并推及关注革命中的“勃洛克”们。可以说，勃洛克的存在，《十二个》的诞生，写完《十二个》之后勃洛克的沉默，这一连串的关系为托洛茨基审视革命提供了充分而完备的个案。首先，参与革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被动的承受依然含有革命的元素，“有着对于灭亡了的过去的绝望的呐喊”，根底上是“提高到向着未来的希望的绝望的呐喊”。其次，被动地接纳革命，也可能制造正宗革命者所忽视的一部分，“对于变革，勃洛克连想要俨然地加点白糖的影子也没有。却相反，他将这收在最粗野的自己的表现里面了”。再次，被动革命的产物留下对其成分分析的经验：“勃洛克便用基督来装饰革命。然而无论如何，基督总不是革命的出产，不过是过去的勃洛克的出产”。托洛茨基对被动性的阐述分布在全篇，鲁迅从勃洛克芜杂的思想中精准地捕捉到革命的“受动”特质，其时，鲁迅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区别来自于他对人的本质与历史进化的判断以及对中国革命实情的观察与思索。而且，托洛茨基的革命观和勃洛克的革命姿态也深化了鲁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认知，尤其为他后来进一步思考革命队伍与革命前途的问题引入了前理解。其一，他警惕那些主动投向革命的人，反问买革命杂志的人，“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揭示“无产阶级咖啡”(27)的虚假革命实质；其二，他亦如勃洛克对变革不加白糖一样，披露“假救国”、“伪文艺”等革命中的丑陋真相，他说“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并且对自己的文字“不求保护”；(28)其三，借托洛茨基“同路人”观念，提出需要正确地看待所谓“落伍者”，并以邹容“革命军马前卒”为例，指出对革命性的评价标准应兼顾历史发展水平，而非机械地、僵死地认识革命言行及理论；其四，勃洛克的“天鹅之歌”与“基督之歌”虽有不彻底性，但也令鲁迅意识到“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29)，鲁迅后期对“貌似彻底的革命者”的否定即建立于此。 有如一种无形的力感染译者，译文中反复出现受动性的强化，体现鲁迅对勃洛克与十月革命关系的细察。鲁迅未尝不是正经历着国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冲撞力，他对于人的革命的主张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形势中被一点一点湮没。作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歌集大成者，勃洛克以《十二个》形象地揭示了复杂时代与宗教传统、社会变革与个人体验的隐蔽关联，但也被日盛的阿克梅意主义(实感派)盖过。当然鲁迅和勃洛克的革命遭遇有本质区别，勃洛克难以抓住革命的轴心，是因为他仅仅有“对于那革命洪流的混沌的音乐的理解”，而缺乏“革命的别的信念”，历史的进程并不迁就受革命感动的那位浪漫派的心理需要。鲁迅是一种超前性的革命逻辑，他身体力行的思想革命和时代有一种表象上滞后的错位，所以他依然感受到了那种被动性，并对施动和受动建立了个人认识。 (鲁译)勃洛克的象征主义，就是这密接而又可厌的氛围气的变形。象征者，是现实的受了概括的姿态。勃洛克的抒情诗是罗曼底的，象征底的，神秘底的，非形式底的，非现实底的——但在其间，却豫含有已被决定的种种形式和关系的很现实底的生活。(30) (韦、李译)勃洛克底象征主义，是这种密接而又讨厌的环境底反映。一种象征，是一种现实底概括的形象。勃洛克底抒情诗，是罗曼的，象征的，无形式的，非实际的。但是他底诗，预料着一种有明确形势与关系的很真实的生活。(31) (王译)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乃是这个直接的与可厌的环境的反映。象征是现实的一个概括化了的形象。勃洛克的抒情诗是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不定形的与非现实的。不过要有这种抒情诗，先得有具有一定形态与一定关系的很现实的生活。(32) 鲁迅翻译从三个层面体现出受动立场：一、勃洛克的象征是主观“变形”，而不是客观“反映”；二、象征的使用是有意识塑造“姿态”，而不是作为结果的“形象”；三、勃洛克抒情诗与生活的关系是“被决定”。如果把象征的抒情理解为一种革命衍生物，革命主体并非天然施动者，而是受到外部世界刺激，引起内心召唤之后做出的主动性反应。就革命者从事革命的心理角度来讲，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但从革命作用于革命者的角度来看，则革命主体始终是处于受动位置。鲁迅没有以参与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作为判定革命积极与落后的标准，而是从方向性上理解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以“墨迹”和“血书”做譬，认为后者“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但前者“恰如冢中的白骨”，所以“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33)鲁迅后来对柔石、叶永蓁、萧红等青年作家、包括一八艺社木刻作品的评价和鼓励，均突破了当时“革命文学”整齐划一的规则，鲁迅以个人的言与行为尺标，跳出革命身份、革命符号、革命载体等框架定势，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成熟和壮大带来了新的面貌。 为保证原著的忠实可信，鲁迅认为：“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34)容忍“不顺”在鲁迅的翻译策略中直观地体现为一种语序的“不顺”，三个译本相互对照更能看到鲁迅的有意为之。鲁迅对语序的处置，对原意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也出于结合著作整理个人观念表达的需要。 (鲁译)将觉醒和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的感觉，给与了他的，是第二革命。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诗人。正消灭在革命前的生活和艺术底没有出路的忧郁的状态中，勃洛克一双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了。作为那接触的结果而出现的，就是诗《十二个》。这在勃洛克的作品中，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是也许要跳出时代而生存的唯一的东西。(35) (韦、李译)第二次革命使他觉到觉醒，活动，目的和意义。勃洛克不是革命底诗人。正消灭在革命前的生活与艺术底没有出路的忧郁状态中，勃洛克抓住了革命底车轮。诗十二个，勃洛克底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唯一的可以存留许多时代的东西，是此种接触底结果。(36) (王译)第二次革命给了他以觉醒、运动、目的与意义的感觉。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诗人。当勃洛克在前革命时期的生活和艺术的愚昧的断头巷里呻吟待毙之时，一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题为《十二个》的那首诗——勃洛克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他唯一可以传世之作——正是此一接触的结果。(37) 三种翻译句序中，鲁迅设置顺序依据为诠释法，即后一句对前一句做出解说与定义。一方面，这种习惯源于文学家的偏好，比较注重语势的层层推进，追求一咏三叹的效果；另一方面，鲁迅始终以“觉醒和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的感觉”与“接触的结果”为主，两次强调的语式凸显出“十二个”与“第二革命”的关联，而韦、李和王置于主语的仅仅是孤立的“第二革命”或“十二个”。即鲁迅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形成这一样式的过程和内容，他的观察不是止步于某一新现象，而是辨析那个现象生成的所有因素。第二革命固然重要，但是什么原因使得十月革命空前的具有渗透力，这是令人思索的，否则这种革命的传输到最后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概念的模仿。鲁迅不止一次地谈到“新漆剥落，旧相显出”的原因在于“治”的方法，所谓“治”，应该是“新的用新法，旧的用旧法”，才能杜绝生搬硬套革命公式运用于一切反抗的领域。并且，觉醒、活动、目的、意义的感觉在鲁迅看来，正是勃洛克从革命中领悟的真谛，而且这些感觉直接作用于诗人革命前的意识，产生了同过去的比较和反思。鲁迅译文中诠释式的句序强调了《十二个》不单是第二革命的证书，同时也是与历史联接的枢纽，在此基础上，烘托出旧时代与新兴革命的关系。 任何时候，鲁迅都没有割裂历史来处理现时性问题。1926年他的学生董秋芳翻译《争自由的波浪》，该书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收录的三篇散文、四篇小说都属于旧时代文字，原名就是《俄国专制时代的七种悲剧文字》。鲁迅为其写广告语时，用了“战士的热烈的叫喊，浊世的决堤的狂涛”(38)，为其作序时又写到“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证明鲁迅注意到构成革命的每一种要素，就如同岩石一层一层的凝聚，石头的坚硬不能够缺少任一的自然积淀。对过往和当下以及未来的联系，鲁迅也说到，“书里面的梭斐亚的人格还要使人感动，戈理基笔下的人生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帐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这便是历史与革命的内在理路关联。因而，鲁迅认为此书有利于读者“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39)托洛茨基把勃洛克放在历史的进化史中，既周全到其萌发革命的潜质和动机，也留意到其演绎革命的独创和限制。鲁迅则在译介过程中强化了这一点，表达他关于处理革命进程中个人思想演变的见解。 (鲁译)和一切过去的痉挛的悲痛的诀绝，在这诗人，是致命底的裂痕。可以支持勃洛克的——如果离开了起于他的全生活体中的破灭底的过程——恐怕只有革命的诸事件的永是增加上去的发展，和抓住了全世界的强有力的震动的旋涡罢。(40) (韦、李译)痉挛的，悲痛的，与一切过去的决裂，对于诗人变成了致命的破坏。离开他底有机体里继续进行的破坏的历程，勃洛克怕只能借着革命的诸事件底继续不断的发展，借着可以拥抱全世界的那强有力的震撼底螺旋线，而向前进行罢。(41) (王译)与整个过去作痉挛性的与悲怆的决裂，在诗人看来，这是一次最后的破裂。除了那些合他脾气的毁灭性的过程之外，能使勃洛克振作精神的只有靠革命大事件之继续发展，靠囊括世界的大震动的有力转进。(42) 鲁迅用特殊的语序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诗人与过去的告别充斥着无以复加的痛苦，并且引发他对造成这一内部分裂的外部革命的深思；其二，勃洛克的革命感悟既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也与当下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即使诗人仍旧置身革命漩涡，如果结束过去的累积，也会终止他的革命想象和创作。翻译《亚历山大·勃洛克》的时候鲁迅尚在北京，革命氛围不如南方，可鲁迅后来去了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去往上海，甚至发生“革命文学”论战之后，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包括去世之前，他依然重复这一点——对旧时代积弊以及旧时代孕育的一切认知给予重视，也可以理解为任何革命都是一种返回，返回检视，进而知道前进的路径，这也应该是托洛茨基发现，并由勃洛克传递给鲁迅的信息，从现实来说，也是一种对鲁迅当时矛盾的中和，更是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认识基础。这是另外两个译文所不能表达，也未能显示的。 中国知识界比较集中地介绍托洛茨基始于1924和1925年间，当时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形象就已经毁誉兼具。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党内路线斗争，他在政治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遭到批判，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他的精神魅力却吸引了不少时代先驱者的崇奉，鲁迅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在一直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鲁迅看来，托洛茨基这个立志挽救民族危亡，又不陷于任何主义的迷障，并且有魄力敢担当的“少数派”的思想领袖，就是当年自己曾经推崇过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文化英哲和精神界战士。从上述三个译本的比较中，从鲁迅后来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对《文学与革命》的一些重要观点的引用的文学实践中，都可以看出鲁迅对托洛茨基的由衷的欣赏及其深刻的理解。托洛茨基既宽容前革命时期的非革命文学、又相信革命之后其改造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辩证言说对处于转型矛盾之中的鲁迅形成了传感，使鲁迅找到了自己前进的自信。尤其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以及勃洛克的感召，形成了鲁迅迥异于“革命文学”论战中的对手们的思想资源，也使鲁迅在阶级立场的标准之中保存了精神的、艺术的一个面向。因此可以说，《亚历山大·勃洛克》的阅读，提供了鲁迅思考历史、思考革命、思考自身的一个场域，而融合个体生命经验的躬行翻译，更是鲁迅有意识地直面并整合个人思想矛盾的显现，造就了鲁迅对革命与文学，以及革命与文学者等相关思想的复杂性与辩证性，同时增加了19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维度。 注释： ①⑨(14)(20)(24)(30)(35)(40)鲁迅：《亚历山大·勃洛克》，《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59、158、160、158、157、158、160页。 ②⑩(15)(21)(25)(31)(36)(41)韦素园、李霁野：《文学与革命》，北新书局1928年版(下同)，第154、156、154、160、155、152、155、155页。 ③(11)(16)(22)(26)(32)(37)(42)王凡西：《文学与革命》，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第25、25、25、26、25、24、25、25页。 ④(23)戈宝权：《十二个》，时代出版社1951年(下同)，第71、11页。 ⑤鲁迅：《250530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93页。 ⑥鲁迅：《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3页。 ⑦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鲁迅全集》第1卷，第380页。 ⑧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十二)》，《文汇报·笔会》，1946年11月12日。 (12)鲁迅：《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451页。 (13)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204页。 (17)蒋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见陈思和、贾植芳：《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834页。 (18)鲁迅：《250930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518页。 (19)鲁迅：《〈十二个〉后记·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12页。 (27)鲁迅：《革命咖啡店·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117页。 (28)鲁迅：《帮闲法发隐·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第290页。 (29)鲁迅：《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231页。 (33)鲁迅：《怎么写·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19-20页。 (34)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92页。 (38)该广告见于勃洛克原著，胡斅译，《十二个》初版本(《未名丛刊》之六，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版权页后。 (39)鲁迅：《〈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