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红学”与“鲁学”视野中的鲁迅《红楼梦》研究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如资料搜集的限制，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作品版本、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具体观点和见解，在今天已经过时或者不够全面，但他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所作出的整体判断依然有价值。 笔者曾对“红学”界一些研究者的论著以及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红楼梦》部分的论述进行过统计，发现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述最常被引用的应为以下五处： 1.(宝玉)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荣公府虽煊赫，而……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16) 2.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17) 3.《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18) 4.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19) 5.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20) 此外，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中有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红楼梦》的评价，也常为学界引用：“人情小说萌发于唐，迄明略有滋长，然同时坠入迂鄙，以才美为归，以名教自饰。李贽、金喟虽盛称说部，而自无创作，亦无以破世人拘墟之见，但提挈一二传奇演义，出于恒流之上而已。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21) 在20世纪后半叶影响较大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和“红学”研究者专著中，均有对鲁迅上述论断不同程度的引用。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论述《红楼梦》的第八章第三节的结尾，引用了上述五段中的第二段，这也是该章唯一一次引用现代红学研究者的成果。相形之下，该章在提及其他红学研究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等人观点时均不提具体人名且持批判态度，而将鲁迅此段引文放在该卷第三节的结尾，具有盖棺定论的作用，由此可见作者对鲁迅论断的重视。又如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也是在第三卷专门论述《红楼梦》的第七章第五节，在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时也引用这一段，是该章中唯一一次引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同样是对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观点予以不点名的批判。 周汝昌是20世纪中叶以来“红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这样评价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只要细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红楼梦〉》，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的抉择：弃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更应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并非照抄别人的文字见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别人的识见。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