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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终其一生孜孜不倦研究日本、并在中日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周作人笔下的日本描述可谓纷繁复杂。从简素生活、物哀美学到创造性的模拟，我们看到一个可亲可敬的日本形象；从侵略野性到宗教情绪，我们看到一个可恨却可理解的日本形象。在这些形象的背后，隐含着一个迷恋的主体的个人化叙述，由这种个人化叙述所建构起来的日本形象，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关 键 词】：周作人/日本形象/迷恋的主体/个人化叙述 【作者简介】：孙良好，孙鹏程，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在写于1945年9月的《过去的工作》中，周作人曾对自己的日本研究作了一个总结：“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胡适之刘半农二君担任小说组，五月间写《日本近三十年间小说之发达》一文，讲演一过，这可以算是起头，以后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给《国闻周报》写《日本管窥之四》，这才告一结束，尝戏称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这正是实在的事。”[1：82]事实上，周作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结束，直到生命最后的岁月，他仍然“颇关心日本的新兴宗教”，并曾请素未谋面却书信频传的香港友人鲍耀明为之代购“高木宏夫著的《日本の新兴宗教》”[2：346]。 周作人在日本住过6年，据他自己说，其活动范围“只在东京一处”，而且“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是他仍然认为：“假如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与时代都不成问题”，“那么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浅也总不太错”[3：117]。可见，他对自己的日本研究还是颇具信心的。在中日学界，推重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向不乏人，胡适在1921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4：213]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评价更高，他认为周作人“精通日本文化”，“表现出超出日本人之上的透彻见解”[5]；另一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比照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时，也特别强调了“在中国的文学家之中，还找不到像周作人那样与日本及日本文化关系如此紧密的人”[6]。 面对这样一个终其一生孜孜不倦研究日本、并在中日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我们要从其纷繁复杂的日本描述中勾勒出清晰的日本形象并非易事，但认真爬梳并仔细探究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