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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形象的背后：迷恋的主体和个人化叙述 像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周作人的“日本形象”也源于周作人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或潜意识之中。 对周作人来说，建构一个可亲可敬的日本形象可谓得心应手。在日本留学的最初几年，因为兄长鲁迅负责他的生活起居，所以他得以相对悠闲地度过自己的留学时光，而这个保留了诸多故国传统神韵的异乡与他的个性气质及期待的理想生活又是那么“协和”，这就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对日本抱有一种亲善的态度，甚至不无迷恋。他曾多次提到自己的5个“故乡”，在这几个地方，他将东京排在绍兴之后，北京、杭州、南京之前，甚至在他旅居北京之后，想起日本仍很是怀恋：“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样一种享乐的流风杂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27：51]除了日常生活和个性气质的亲近，周作人也和鲁迅、郁达夫这些留日学生一样，在那个时代风潮中很自然就站在一种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上来看待日本。因为对于“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异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日俄战争”的胜利，都使其成为一个心目中的“师者”形象。鲁迅就曾经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28：82]“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29：320-321] 可以想见，一旦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正常时期，这种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与周作人的个人立场非常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基于此建构起来的可亲可敬的日本形象自然可圈可点。在津津乐道日本的简素生活、物哀美学和创造性的模拟的过程中，周作人获得一种个人和时代相一致的情感抒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度认为日本是能和中国一起分享实现建立起“地上的天国”的理想战友和师者。在他看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曾经属于同一系统：“儒道释三种思想本是知道的，那么这里没有什么隔阂，了解自然容易得多”[30：179]，并且，日本是一个“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31：159]的国度，让日本替“我们保存好些古代文化，又替我们去试验新兴的文化，都足以资我们的利用”[16：317]，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此时的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种种阐述，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接受渠道，即使到今日依然有颇多值得参考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一旦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周作人的个人立场和民族立场产生裂痕就在所难免，形象建构的紧张关系也随之而来。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和鲁迅就显出不一致的特质。对于鲁迅来说，他认为日本虽然是一个先进的地方，但并不是什么理想中的乌托邦，因为日本是一个“也有臭虫的”国家：“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32：345]。由于周作人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一直受到兄长鲁迅的“保护”，而且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思想中更多“个人”和“人类”的价值判断，再加上他对日本“一见如故”的感情倾向，使他最终没有形成鲁迅那样一种从民族角度、启蒙角度看待日本的一贯立场，导致他在建构日本形象时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张力之中。当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盖过了个人立场时，周作人笔下的负面日本形象就表现为可恨的具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形象，这种负面的日本形象，仅在1920-30年代较集中地呈现。需要指出的是，和鲁迅、郁达夫相比，这种负面的日本形象仍夹杂了太多带有维护意味的主观情感色彩，因为日本于周作人而言，那种“爱”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其中隐含了他的诸多“人间理想”，以至于欲“恨”而不能。于是，当个人化的立场——这种个人立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迷恋——压倒了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宗教情绪就成了周作人为负面的日本形象寻求解释的主要策略。大约在1930年代中期左右，周作人从启蒙的位置退了回来，在十字街头的塔上冷眼旁观这个世界，此时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已经成为过去，个人化叙述开始占据他文本的主导位置，个人化的立场随之成为其文学世界的主要出发点和价值中心。因此，尽量回避从民族立场和启蒙立场来建构日本形象成为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宗教日本”的建构过程中，他没有感受到民族、启蒙视角所带来的压力，只不过，他不断地通过各种文本策略，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叙事角度，从而使这种异国形象的建构尽量成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感抒发。无可否认，这样的形象建构和情感抒发在1930到1940年代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在当时饱受诟病在所难免。时过境迁，这样一种力求从个人出发来表现自己心目中的异国形象的方式，仍然值得商榷，但作为深入理解日本的一种特定角度，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德里达自创的术语，在解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延异”，即延缓的踪迹，它与代表着稳定的语言—思想对应关系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表示最终意义不断被延缓的状态。 原文参考文献： [1]周作人.过去的工作[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鲍耀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周作人.药味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日]山田敬三.清末留学生——鲁迅与周作人[J].鲁迅研究月刊，1996，(12). [6][日]木山英雄.周作人与日本[J].鲁迅研究月刊，2003，(9). [7]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M]//郁达夫文集·四.香港：三联书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8]鲁迅.致蒋抑卮[M]//鲁迅全集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周作人.瓜豆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周作人.泽泻集·过去的生命[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3]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鲁迅.奔流编校后记[M].鲁迅全集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6]周作人.谈虎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7]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M].郁达夫文集·四.香港：三联书店·花城出版社，1982. [18]止庵.周作人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19]周作人.苦茶随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周作人.秉烛后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1]周作人.书房一角[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2]周作人.苦口甘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3]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M]//鲁迅全集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4]鲁迅.电的利弊[M]//鲁迅全集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M]//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6]周作人.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7]周作人.雨天的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8]鲁迅.从孩子照相说起[M].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9]鲁迅.“日本研究”之外[M]//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0]周作人.风雨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1]周作人.苦竹杂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