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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笔下的日本形象(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比较文学 孙良好/孙鹏程 参加讨论

    一、可亲可敬的日本:简素生活、物哀美学和创造性的模拟
    (一)简素生活
    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饶有兴味地提及,一般的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清淡、枯槁的日本饭菜,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住着矮小、简易的日本屋子,没有床铺,一定失望沮丧。知堂老人的回想在郁达夫和鲁迅那里都可得到印证。郁达夫初到日本时,就曾经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舒适:“房子是那么的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7:156];鲁迅对于日本的生活也不是很喜欢:“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其风景尚佳,下宿则大劣”[8:321]。但周作人的感觉显然“并不如此”,相反,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且颇有留恋之意。从日本归国不久,他就有古诗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3:118]。这种“乐不思蜀”的情怀中很大一部分就源于其对于日本饮食起居的满意。
    在周作人的笔下,日本的食物是那样的“清淡质素,他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9:64]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行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羊羹”,“尤有特殊的风味”。日本人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10:20-22]。日本的家庭宴会,虽然“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11:218-219]。日本的房屋是那样的“清洁有致”,那样的“质素”:“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之外无他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的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富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9:65]尽管他在后来提到,这样的房屋也有缺点,那就是这种土木建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和易于小偷行窃”。但是,他对于这种房屋的肯定居多,“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在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11:212-213]和这样清疏有致的房屋风格相一致的,是日本的衣裳:“日本的衣裳之制大抵都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于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相适也。”穿着日本的和服,踩着日本的木屐,无疑使周作人觉得很洒脱:“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用的……甲戌(1934年)夏间我住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菊坂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大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11:215-216]
    饮食起居之外,周作人“也很喜欢”日本的生活习惯,因为其“清洁、有理、洒脱”[9:66]。对于极具特色的日本澡堂,他表现出由衷的喜欢。对于部分中国人认为澡堂公浴不卫生,他作了反驳并指出,日本的澡堂很是清洁。他描述澡堂的结构很清楚,应该是做过一番研究的。
    日本清淡的食物、素朴的房屋建筑、自在的穿着和好清洁的习惯,不仅给周作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让他对这个国度产生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到其晚年回首往昔时,这些基本印象依然清晰可见:“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自然,与崇尚简素。”[11:207]
    (二)物哀美学
    日本民族视悲凉、忧伤为美,这种审美观在江户时代平民气的文学中尤为明显。周作人笔下多次提到江户时代的作家(如写作《江户艺术论》的永井荷风等),他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喜欢。他用自己同样喜欢的中国明代文学来与之对比,认为中国的明末清初“何尝不是一个新文学时期”,可是读书人“多少有点功名”,当时出过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几个人,稍微奇特一点,却已被看作文坛外的流氓,至今还不太为人所看得起。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在历史上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平民的,诗文小说都有新发展。作者大抵是些平民,“偶然也有小武士小官吏,如横井也有即其一人,但因为没有科举的圈子,跨上长刀是公人,解下刀来就在破席子上坐地,与平民诗人一同做起俳谐歌来,没有乡绅的架子。”[9:68]这种平民气的文学以表现“物哀”为美,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日本的平民艺术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着深切的悲哀,这似乎是与中国很不相同的一点。”[11:785]他在《论小诗》中,用一个对比揭示了日本文学所追求的典雅与悲凉、冷寂的“物哀”美学: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小诗了。在中国新诗上它也略有影响,但是与印度不同,因为其态度是现世的。如泰戈尔在《迷途的鸟》里说:“流水唱道,‘我唱我的歌,那时我得我的自由。’”(王靖君译文)与谢野晶子的短歌之一云:“拿了咒诅的歌稿,按住了黑色的胡蝶。”在这里,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因此受他们影响的中国小诗当然也可以分为两派了[12:46]。
    日本文学中这种“物哀”的美学风格,如果走向反面就往往走入阴暗颓废的一面,鲁迅对日本艺术就有这样一种印象:“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13:293]“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Kosmopolitish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14:160]但在周作人笔下,“物哀”美学则极力彰显出日本审美意识中淡雅的一面。他认为日本的国民天生有一种对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现,便成种种美术及工业的作品,多极幽雅纤丽;如用言语表现,便成种种诗歌。就在平常家庭装饰,一花一石或食用事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而表现在语言上,日本语则“联读起来,很是质朴,却又和谐”[15:109]。
    (三)创造性的模拟
    除了对日本简素生活的体认和对物哀美学的赞赏,周作人对当时部分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不以为然也持不同态度。他认为日本自有其文明:“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16:315]换言之,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原创性,但是“它的模仿,却是创造的意义”[17:92]。
    早在1918年讲演《日本近三十年间小说之发达》时,周作人就说“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是模仿思想形式,却将他的精神,倾注在自己的心里,混合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18:2]他还由此得出结论:因为日本文学界有诚意去模仿,并倾注在自己心中而又倾倒出来,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就了日本的20世纪文学。到1931年《艺术与生活》出版时,周作人更将这种“创造性的模拟”推广到日本的文化上,强调“日本的文化是创造性的模拟”[15:134],并进一步认为,要救旧文学的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15:148]
    日本文化的创造性模拟,使其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当之快,这在周作人看来,正可与当时中国因循守旧的文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日本自明治上半文学革命,一时虽有雅俗折衷言文一致种种主张,结果用了语体文,至于今日虽是法西斯蒂高唱入云之际,也并没有人再来提出文言复兴,因为日本就是极右倾的人物也知道这些文字上的玩意竟是很无聊极无用的事,日本维新后,科学的医术从西洋传了进去,玄学的汉法医随即倒地,再也爬不起,中国则不然。”[19:64]日本对西医的接受之快也是周作人所特别称许的:“中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由本国医生自发研究,由玄学的旧法转入科学的新法,所以只有前后两期而无东西两派,乃是别由外国医生来宣传讲授,结果于玄学的中医外添了科学的西医,于是两方面对立至今。”[20:93]
    一个敞开胸怀、将新事物不求调和地倾倒在自己的心中,一个很快接受新事物、对腐朽旧事物并没有太多留恋的日本形象,在周作人笔下几乎定格。一旦这个形象建立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的话:“医学史上所记便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翻阅过二家小史,对于法国巴斯德和日本杉(田玄)白德事迹,常不禁感叹,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罢。”[21:14]也就是说,法国医生也好,日本医生也好,在周作人笔下无疑都代表着一种先进文明的形象。对于日本的明治时代,周作人更是不吝赞美之辞,称其是一个“全面进步”的时代:“文艺复兴应该是整个而不是局部的,照这样看去,日本的明治时代可以够得上这样说……这个看法实在是很对的,因为明治文学的发达并不是单独的一件事,那时候在艺术、文史、理论的与应用的科学以至法政军事各方面,同样有极大的进展,事实与理论正是相合。”[22:20]
    参照鲁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情形就有些不同。鲁迅也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模拟,如“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23:20]这颇类似于周作人的口吻,但是鲁迅并没有漠视甚至无视这种文化接受背后的血与泪,他谈到日本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24: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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