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不过的巨流河——为《巨流河》所作序言 在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到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60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经历更传奇者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邦媛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 《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来说,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描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的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齐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1918-1945)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的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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